中美建交与改革开放 互为因果且相得益彰

1970年代之初，毛泽东和尼克逊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主要是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改革开放路线的确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个新思路，把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放在首要地位，而不像过往般突出地强调国家安全。中美建交开始超越战略安全范畴，成为事关改革开放成效的重要条件。

中美建交有助于实现对外开放，借助外力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如邓小平曾特别强调与美国合作是战略性的，而非策略性和临时性的。他形容中美建交“确实是个大局”。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所未有地和国内的改革开放路线紧密联系。改革开放是一个大的系统，中美关系是服务于这个系统的。

对美国而言，在决定同中国建交问题中，除了苏联因素外，经济因素亦起相当重要作用。美国在对中国的市场竞争中落后于欧洲、日本，仅1978年上半年，欧洲共同体对华出口就较美国多3倍。为求及早进入中国市场，一众美国企业家极力游说政府加速与中国建交谈判，对两党都形成了政治上的压力。事实上，在两国建交后，中美双边贸易从1979年的24.51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5837亿美元，增长238倍多。目前，美国的农产品、民航机、金融服务等在中国市场都占据了相当份额。

苏联解体后，1990年代后中美关系经历了迂回曲折。从1989对中国的全面经济制裁、1993至1994年对华最惠国待遇（MFN）与人权挂鈎的风波、1995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直到1997和1998年克林顿、江泽民的互访，中美关系才获得较大幅改善和发展，并一度朝着“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方向发展。

但1997年“政治献金案”、1999年“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特别是1999年5月美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2001年4月南海撞机等事件，中美关系不时大起大落，但并未退回到以前的对抗状态，是因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仍然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

和平崛起美缺乏应对 改革开放须有新方向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美方一直寄予很高期望，寄望通过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接触，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但经过40年的发展，美国显然大失所望，更加强大的中国不仅未有变得更像美国，还与美国模式渐行渐远，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科技、经济甚至政治上，全面挑战美国。

美国原来可能希望看到中国变成战后的德国或日本，殊不知今日之德日，并非靠内部演进而来，而是战争的结果，即使苏联解体后，今日之俄罗斯也未变成如美国所愿。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种全新的模式，而美国缺乏应对这种模式的办法。

而中国方面，虽然对自身的和平崛起和成长有清晰的规划，但除了重申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外，对中国崛起后心目中的世界是何模样，一直语焉不详。这也是中国未来改革开放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今天，中美关系的走向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是40年来最高的，在此背景下，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就必须有新决心、新态度、新方向。迄今为止，中方应对美方贸易战的策略都是被动反应、低调回应，但现在当两国矛盾溢出经贸领域向政治、军事、国家安全等领域蔓延时，中方在南海、台湾等涉及领土主权问题上，取态较为强硬，寸步不让。

在美国实行步步进逼的战争边缘政策下，中国很可能面临新的冷战环境，但应该坚守“只要不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战略定力，以中国现在的国力，完全有能力制止针对自身的侵略战争；以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能力，只要自己不关上国门，也不可能被完全孤立封锁。中美两国在经过新的磨合、调整之后，想必会找到新的相处之道，不会必然跌落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