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永伟

近日，华为第二批5400名员工离开深圳，搬至东莞。这则新闻立即引发热议：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正面临着企业的大量流出，这是否意味着它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长期以来，深圳凭借其繁荣的经济、良好的环境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批企业和个人。这些企业和人才的大规模引进，一方面为深圳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让深圳有限的土地变得供不应求。

在巨大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深圳的房价经历了迅速上涨。从2000年到2018年，深圳的房价上升了十多倍。居高不下的房价不仅让企业的运作成本大为增加，还让企业招聘、挽留人才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深圳市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稳定房价，让房价迅速上涨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至少在最近几年，深圳房价很难出现较大规模的回落。

而相比深圳，东莞、惠州等城市的地价和房价都要低廉很多。以东莞的松山湖为例，它毗邻深圳，但当地的房价却只有深圳的1/3左右，这就对深圳的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加之周边城市对企业给予的各项优惠措施十分到位，对优秀企业大都承诺给地、给房、减免税收，因此，可以预期，深圳的企业向周边城市流动将会是一个趋势。

尽管由于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深圳面临着企业外流的风险，但是从总体上看，其相对于周边城市的优势依然是存在的。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深圳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链配套。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对人才的友好态度已让深圳形成了较强的集聚优势。这些因素对于研发型企业来说尤其重要。

曾有一位在深圳创业的惠州籍企业家告诉我：“我的企业主要是做研发的，之所以不选择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更低、政策扶持更为优惠的惠州，而选择深圳作为自己的创业地点，是因为深圳的研发条件更好、更能招到人才”。

由此可见，虽然房地产价格高涨给深圳带来了企业外流的风险，但这种风险的偏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目前，搬离深圳的主要是那些劳动力较为密集，对员工的学历、技能要求不高的企业，而以研发为主的企业则更倾向于留在深圳。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深圳应该对企业外流引起重视，但同时也应该将其视为优化自身产业结构的一次机会。如果能顺势而为，将产业结构从“微笑曲线”中间的生产环节升级到两端的研发和销售环节，那么这对于深圳而言也不失为一次提升。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相比于土地等经济成本来说，制度成本的影响是更大的。尤其是对于处在“微笑曲线”两端的企业，优越的制度环境远比低廉的经济成本重要得多。

尽管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拥有多方面的制度优势，但从现在的情况看，深圳在降低制度成本方面依然大有可为。

根据我对深圳一千余家企业所做的问卷调查，目前深圳在行政效率、司法公正性、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果可以在这些领域推进改革、积极发力，那么其对企业产生的正面效应就足以抵消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

可以说，深圳能不能留住华为、能不能再造一个华为，关键的并不是房价有多高，而是制度成本到底能降下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