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失衡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失衡。”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宋晓梧在9月15日的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如是表示。

宋晓梧指出，中国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2.57%提高到2017年的58.52%，仍远远低于工业化率。剔除常驻城镇的农民工数量，2017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2.35%。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地区劳动力市场数量最大的主力军。”宋晓梧援引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指出，2017年全国城镇总就业人口4.2亿，农民工总量为2.86亿，占城镇就业人口的67.5%；全国工会会员已达3.03亿人，其中农民工会员1.4亿人。这意味着在城镇就业人口里，70%是农民工。

2017年，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比重为50.5%，首次过半，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比例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如果长期不解决，这将是中国经济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如果说前阶段的城镇化是创造了2.8亿农民工的城镇化，那么新阶段的城镇化应当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宋晓梧说。

《宏观经济研究》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农民工转换为城市居民身份，按照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消费，但其禀赋特征保持不变，其人均总消费将大幅度增长27％，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基本相当。如果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养老保险覆盖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等禀赋特征不断改善一并考虑在内，农民工的消费潜力将更大。

宋晓梧认为，中国必须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在“十三五”时期进一步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落实城乡居民平等就业权利；二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现同工同酬；三是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也可以针对现存的实际问题，提出一些针对农民工流动性的社保转移接续政策，但“不能另搞一套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四是建立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五是土地政策要有利于农民工城市化，按照这一方向改革农村土地制度。

他强调，虽然农民工在农村有土地，但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再是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在城里工作了30年，子女都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承包地还在农村。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仅被户籍等行政手段阻碍，也被宅基地、承包地所拖累，“土地政策要有利于农民工进城，而不是束缚他们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