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专栏

1950年代后，美国虽然一直支持以色列，至少还扮演“诚实的和平掮客”，不敢公然开罪阿拉伯世界的主流民意。然而，最近华盛顿中止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的所有资助。另据以色列《国土报》和伦敦《经济学人》周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犹太裔女婿库什纳先要求约旦取消境内巴勒斯坦人的难民身份，再要求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同意与约旦组成两国联邦。

《亚洲时报》评论美国下一步便会要求埃及接管加沙地区。这些动作，加上早先把美国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代表了山姆大叔大中东政策的历史性变化，以单方面高压手段来“消除”巴勒斯坦问题。说得直截了当一点，便是让欧美朝野以前深深担虑的“阿拉伯街头民意”见鬼去吧。

半个多世纪来，阿拉伯各国从国家专制主义开始，经历了以群众组织和极端主义不同方式呈现的政治伊斯兰运动，最后又回归到受制于西方的国家专制主义，并且在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地自相残杀不绝。特朗普政府可以打破多年外交克制，作出无视阿拉伯和穆斯林民意的各种决策，国际上便是整个阿拉伯世界“无能为也”，只要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几通电话就可以摆平。此外，在以巴冲突中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的土耳其和伊朗，也面对美国制裁下的深重经济危机。

美国中东政策转向还有重要的内政原因，这便是福音派基督教群体代表了特朗普依赖的民粹主义主要成员。而犹太复国主义是福音派信仰的组成部分，他们相信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是耶稣基督再次降世的前奏。但是在最后审判中，犹太人必须全部改信基督教，才能升上天堂。

因此，福音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其实蕴含了深层的反犹主义。福音派领袖杰弗瑞斯（Robert Jeffress）在庆祝耶路撒冷美国使馆开张时，公开告诫犹太人如果不皈依基督教，就会像穆斯林、印度教徒、摩门教徒那样“陷入永恒的地狱”。另一福音派领袖哈基（John Hagee）甚至声称，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说明让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当务之急”。

对于以色列右翼政府来说，这些宗教信念要等到世界末日才有干系，不是“当务之急”。用某位美国犹太领袖的恰当评语“（美国）福音派选票比犹太人多老鼻子了（a heck of a lot more）”，而耶稣基督再世是猴年马月的事情。因此，以色列乐得与美国福音派充分合作，利用美国民粹主义高峰获取最大的外交利益。淫行和劣行累累的特朗普本人，因为各种披露而风雨飘摇，更须保持福音派基督徒的选票。

从政治和经济发展双重角度来看，目前掌控阿拉伯世界的专制主义都没有长远可持续性。特朗普政府利用这些政府的软弱无力，强行推动以色列领土扩张的合法化，只会加深加宽阿拉伯街头民意与上层权力的鸿沟，刺激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下一个高潮。换言之，大中东地区毫无长治久安的希望，而只会继续成为动荡的根源。

因此可以看到，欧洲与美国尤其特朗普民粹主义政府之间的一个根本利益矛盾：无论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还是大规模的难民潮，欧洲都近在咫尺，而美国却远隔大洋。

反犹主义因此在欧洲颇有上升趋势。这有三大来源，其一自然是欧洲的“伊斯兰化”，法国多起针对犹太人的恐怖主义事件是例证；另外两大来源是欧洲本土的左右两翼。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代表了传统的左翼反犹主义。他在突尼斯悼念“黑九月组织”领袖的照片曝光，新近愈演愈烈，被渲染为英国犹太社区的“生存威胁”。英国是欧洲最紧跟华盛顿的国家，科尔宾如果能克服国际犹太势力的阻挠赢得下次大选，对以色列的冲击可想而知。

如美国福音派一样，欧洲右翼的反犹主义来自传统基督教文化，在东欧多国根深蒂固，包括乌克兰的许多右翼组织都有不光彩的“光头党”历史背景。随着欧洲民粹主义上升，右翼反犹主义又获得市场。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赢得今年大选，靠的正是反犹主义。

以色列国会通过“犹太民族国家”法案，视阿拉伯人为二等公民，在占领区实施种族隔离统治，无异为反犹主义火上添薪，嘲弄西方世界宣扬的普世原则，以及欧美传媒有关缅甸罗兴亚人和中国新疆维吾尔人的道德高调。连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劳德尔（Ronald Lauder）今年春季也在《纽约时报》上刊文，深刻担忧以色列的宗教化和右倾化。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