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湖南省内五强县的衡阳耒阳市，最近接连成为负面新闻主角。耒阳上回引起关注，是因为今年5月一度发不出公务员工资，创下中国地方政府欠薪事件首例。本月1日学校开学日，耒阳又因教育问题爆发群体性事件，不满子女被强制分流到民办学校的家长们走上街头，一度有600人聚集公安局门口，少数人向执勤民警和市领导扔矿泉水瓶、砖头、鞭炮、啤酒瓶、汽油瓶，造成30余名民警受伤，公安局大门受损，多台车辆被砸坏——警民冲突的激烈可见一斑。

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城区部分学生家长对“大班额化解分流方案及相关工作不满意”。确实，今年五六月期间，官方信息即显示，为了实现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抓紧消除城镇“大班额”目标，省内要求今年内全部消除学校班级在66人及以上的“超大班额”，埋下了事件的导因。

所谓的“超大班额”，其实是这些年来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生源进城择校，三四五线城市教育供给资源矛盾的突出表征。就耒阳市的情况而言，从2001年到2017年，耒阳城区人口从17万增至58万，但当地公办教育的投入也多年欠账，除了超大班现象，公办教育资源不足的另一个证明，是耒阳民办教育赫然占据了当地教育的半壁江山。

当地官方数据显示，该市一班学生人数在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共740个，全市占比高达40%。为了在短时间内“消超”，当地政府于是出“奇招”，强制将全市中心城区各小学8000多名学生分流到民办的师大附中耒阳分校，据称这只是一个“过渡性办法”。

然而，受影响的家长发现，孩子到了民办学校后实际学费比原来在公办学校高了逾十倍，新校宿舍也还没有完全装修好，有刺鼻的油漆气味。这些不满叠加起来，最终引爆了9月1日的耒阳群体性事件。

如今，事情已过去几天，国际媒体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困境；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是否走到头了？

冰冷的数字清楚显示市财政已告急。该市财政局曾披露，2017年，市政府债务余额超过130亿元（人民币，下同，26亿新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4.6亿元，这相当于当地财政收入的111%。

债台高筑绝非耒阳独有的现象，美国《华尔街日报》本周引述麦格理集团的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指出，地方债高达中国经济总量的46%。

对此，中央政府高度警觉，接连出台严格的金融政策进行管控，让个别地方政府靠举债度日的空间日益受限，这是必要的治理，也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媒体更关心的是眼前的问题：正在启动的全国“消超”工作，会不会刺激其他县市也像耒阳般急就章，导致群体性事件也在其他县市上演？2017年冬季，为了治理华北冬季污染问题，多个还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强推“煤改气”，导致普通民众与小学生挨冻的景象，就让人记忆犹新。

耒阳素有“能源之乡”的美誉，但2012年以后主体财源煤炭经济持续萎缩，造成市本级财政年年短收，而工资、重点民生项目等刚性支出仍逐年增长，两头受压，入不敷出的现象逐年加深。这在在显示，在增长模式单一落后的地区，当经济高速增长时，许多问题都能被掩盖，一旦经济减速，原本存在的短板就刺眼地裸露出来，犹如退潮后，水底下的沙土一一浮出水面。

近几年中国经济减速，中央也有意识地追求更高质量的增长，加大去杠杆、调结构等工作的力度，一些地方政府如走不出财政困难，就可能演变成民生、社会问题。耒阳市发不出工资是一例，今年上半年安徽出现教师讨薪，各地出现退伍军人示威，都指向类似问题。随着中美贸易战升级，这方面的压力可能还会加大。

在这些现实条件下，中国还要进一步治理环境、改善民生，发挥大国影响力等，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重担自然百上加斤。这千头万绪的老问题、新问题最终要如何解决，考验各级政府能否在真正需要的领域投入真金白银，也取决于能否分清急缓，在时不待我的急迫感以及欲速则不达的古人教谕之间，做出妥善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