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报社评

中美贸易战持续增温，大陆担心美国可能从贸易战升级到汇率战，强迫北京接受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大陆驻美国大使崔天凯8月30日在华盛顿一场午餐会，发表强硬演说“奉劝所有认为可以将另一个《广场协议》强加大陆，认为大陆会屈服于恐吓、威胁和无端指责的人士，最好放弃幻想”。

大陆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接受路透、法新社、彭博资讯专访，口径一致强烈抨击中国以人民币贬值方式，应对经济成长与出口放缓，他强烈批评这是一种贸易补贴，是不公平的竞争。

特朗普认为，在贸易争议上，中国的筹码不会比美国多，美国经济强得多，金融面更从未如此强过，“没人能拖死我们”。美国政府正在重新检讨认定外国操纵汇率的公式，尤其是针对中国操纵人民币。他强调，“正非常严肃检验汇率操纵认定公式”。

美国依据三项标准来认定外国是否操纵汇率：对美国一年的贸易顺差是否超过200亿美元、经常帐顺差总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比率是否超过3%，以及是否一再干预外汇市场。

中国官方则一再表示，不会利用人民币贬值来因应中美贸易摩擦，弥补相关损失，并强调正推动人民币改革计划。

平情而论，崔天凯担心美国用类似当年《广场协议》的手法对付中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可能是过度忧心。首先，时空环境已大不相同。“广场协议”是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及西德五个已开发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于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Plaza Hotel）会议后，在1985年9月22日签署的协议，目的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及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地调降，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2018年的情况与当年迥然不同。在冷战时期，日、英、法、西德四大工业国可以同心协力，协助美国解决美元币值过高与巨额贸易赤字的危机。在后冷战时代，日、英、法、德四国及其他工业大国未必愿意为美国背书，要求人民币升值。

其次，《广场协议》签订后，美、日、英、法、西德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迅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升幅20%。1988年与1985年相比，主要货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大约分别为：日元86.1%、德国马克70.5%、法国法郎50.8%、英国英镑37.2%。

《广场协议》并非针对特定国家，但日元对美元的升值幅度最高，日本受创也最重。日本从经济快速起飞于1978年超越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逐渐演变为缓慢增长、停止增长乃至严重衰退，到了1990年代中期又经历货币快速贬值，从此一蹶不振，泡沫经济破裂、崩盘，经过二十余年仍未恢復元气。不过，贬值幅度也高达70.5的德国马克并未产生泡沫现象，足见日圆升值并非日本泡沫现象唯一原因。但中国大陆对日本“失落的20年”太过戒慎恐惧，因而对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抵死不从”。

第三，日本对美国呈现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上结构性的依赖：因此，日本抗拒美国要求日元对美元升值压力的能力不是很强。但是，中国大陆的抗压性理应远比当年的日本为强。何况北京既能拒绝华府要求大陆放弃或调整“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压力，当然也能对美国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说“不”。

尽管时空环境不同，美国未必就会师法故技，逼迫中国大陆接受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要求；但是，并不表示美国不会对中国发动汇率战。从最近几个月中美贸易战的过招可以知道，中领导人应已看穿特朗普的意图，崔天凯的演说更可以看出，大陆已了解美方绝不会以解决美中贸易顺差为满足，而是想要透过科技牌与汇率牌，来减缓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速度与快速崛起，至少不让中国在2030年甚至本世纪中叶以前超越美国。

正如崔天凯在演说中所指出的，历史上一共出现16次“新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只有四次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收场。美中两国歧见非常深，但只要双方都愿理性地以和平方式解决歧见，仍有机会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从而摆脱大国之间的政治悲剧，关键是双方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