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的遗产可能是对市场经济的重新思考。肆无忌惮本可能让位于更接近让所有人获益的做法。在危机发生后的雄辩演讲和大胆承诺——想想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以及其他人吧——支持了这样的前景。结果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总统、英国退欧以及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兴起。

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后启动的这一过程已经产生了两大输家——自由民主和开放的国际边界。包括银行家、央行官员和监管机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在内的罪魁祸首摆脱了责任。世界当然发生了变化，但不是以有序和结构化的方式改变，后者本来是明智改革的标志。

在经历了十年收入停滞不前和财政紧缩之后，没有人感到意外的是，那些在经济上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人支持针对精英阶层的民粹主义骚乱。在富裕的民主国家，相当一部分民众开始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和全球化的开放边界。即便是在最好的时期，大规模的移民都可能会造成破坏。在推行紧缩政策之际，移民太容易成为替罪羊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少数银行家被解雇，一些机构面临重罚和巨额罚款。但负担落在了国家或股东身上。设计了不受约束的金融资本主义的人仍在计算他们的奖金。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是，他们必须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兑现这些奖金。

尽管最初推行了监管改革——银行必须持有更多资本并雇用合规行政人员——但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生活仍然像以前一样。银行家因为对社会无用的活动而获得丰厚报酬，纳税人为用于确保“太大而不能倒”机构继续存在的巨额政府补贴提供资金，聪明的年轻数学家创造了新的、危险的模糊工具，以保持交易室的繁忙。现在就像那时一样，收益由私人享有，而风险由国家承担。缺失的是让资本主义保持诚实的竞争。

就事后总结来说，激进的调查结论在公布后就被束之高阁。央行官员否认合谋。负责市场监督的机构也是如此。直到2006年才卸任美联储(Fed)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是不受约束的市场的“大祭司”，他现在仍被尊为智者。作为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削减了该央行的系统性监管资源，并将危机归咎于投资银行。从公职退休后，他现在为花旗集团(Citigroup)提供咨询。

至于政客，他们承诺金融业将会被赶下神坛，普通民众的地位将会超过华尔街，市场将成为人民的仆人而非主人。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曾经说过：“我们都在一起。”我们不在一起。那场危机的代价很大程度上由那些最不能承受的人承担了。财政紧缩主要集中在减少公共支出而不是提高税收。就英国来说，奥斯本将这一比例设定为80：20。你收入越少，你就越依赖政府支出。政客们在投票时才钟爱的“勤奋的工人阶级”是受害者。

提出这些几乎不言自明的结论，是为了解释民粹主义的回归。曾经就业毫无压力的蓝领美国白人现在支持特朗普，谁会对此感到意外呢？类似群体支持英国退欧也不是很奇怪——他们被移民是自己不幸源头的有毒言论所左右。综观整个欧洲大陆，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反映了社会市场经济受到的侵蚀——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为普通选民提供一定利益的资本主义。

当然，这些压力因数字技术和少数科技巨头反竞争的寻租行为而加强。谷歌(Google)积极避税的成本落在那些最不能承受它的人身上。最能使民粹主义者队伍壮大的情绪是不公平感——认为精英们对他们的困境漠不关心的想法。

特朗普等人对此没有任何解决方案。相反，这位美国总统的传奇“基础选民”将是他发起的贸易战中的输家。他们已经因为他对富人减税而被洗劫。英国退欧导致英国工人的境况恶化。意大利的“联盟党”(League)和法国的“国民联盟”(National Rally，前称“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都在兜售同样的“万应灵药”。但他们从民众身上察觉到的许多不满情绪都是真实的。

历史学家将会把2008年危机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那些国家放弃国际领导地位、全球化趋势逆转的时刻。世界其他地方得出结论称，几乎没什么可以向西方学习的地方，这是可以理解的。许多人当初认为共产主义崩溃预示着开放、自由的民主制度将永久占据支配地位。相反，真正将让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那种旧制度对自身的灭亡如此漫不经心——更准确地说是在推波助澜。

译者/裴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