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生在江苏昆山的于海明致刘海龙死亡案（以下简称于海明案）终于有了结果。昆山市公安局通报，认为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且为享有“无限防卫权”的特殊正当防卫，其虽致刘海龙死亡，但无需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遂依法撤案。

通报一经发布，立刻获得无数“点赞”，此案甚至被不少人认为是教科书式的正当防卫经典案例。

回顾案发之初，虽然多数人对于于海明的行为判断呈现出一边倒的肯定态势，但对该案最终的司法走向还是心存疑虑。尽管1979年刑法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且1997年修订刑法还专门设立了特殊的正当防卫制度，赋予被侵害人特殊的“无限防卫权”，但实践的结果并未跟着立法走。多数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被认定为超过必要的限度，有的甚至被直接认定为故意犯罪，根本不涉及防卫的性质，从而导致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几乎沦为“僵尸条款”。

如今，于海明案以崭新的姿势，向公众昭示了正当防卫制度的生命力，由此可以信赖正当防卫将是不法侵害行为的第一道合法防线。这是对刑法一般预防意义的最好阐释，也是于海明案之于中国刑事司法的第一个重大意义。

其实，于海明案的结果绝非偶然。去年入选“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的于欢案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不少人心中的疑问。从一审不考虑正当防卫，到二审认定正当防卫（只不过是防卫过当），此案无疑是司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一次里程碑式突破。

审理于欢案的两级法院都强调正当防卫成立的前提在于有“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出现判决差异的根本原因就是对于欢案中是否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有不同的理解。

原审法院秉持传统思维，其错误就在于考量“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苛求防卫行为要与侵害行为具有对等性，且被侵害人遭受的现实危险性要大。二审法院对不法侵害的考虑具有整体性，包括了于欢及其母之前遭到对方多人的辱骂、侮辱，之后又遭围逼，突出了“主动侵害和被动反抗”之间的全部互动关系，而非割裂、孤立地对待，从而认定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再看于海明案，昆山警方在判断是否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时，则将这种动态与整体认定的思维进一步贯彻，判定刘海龙的不法侵害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单纯依靠一个或几个独立的动作来认定案件事实。

可以说，于海明案对不法侵害的认定，无论是在判断方法，还是判断素材的选择上，都是值得以后办理类似案件的司法者学习和借鉴的。刑法的规定没有变，司法者对法律规范的认识理解在逐步健全完善，这是于海明案之于中国刑事司法的第二个重大意义。

于海明案前后只有五天时间，五天的全民讨论不仅热烈而且十分理性。或许有些民众不具有专门法律知识，但正当防卫比其他法律制度更契合普通人朴素的公平正义观。

面对不法侵害与正当防卫，少一些空洞抽象的正当防卫几要件的教科书式空谈，多为先被动挨打的一方着想，不盲目同情遭遇死亡结局的最先侵害方，维护防卫反击这一最基本的最原始的防卫权利吧。

作者：金泽刚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