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

从上世纪初开始，同样蒙受西方殖民之苦，并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印两国，几乎同步开始对对方产生了兴趣。这其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基于政治考量，对于印度民族复兴运动极其热衷。至1927年泰戈尔访问新加坡，著名的谭云山先生与之一见如故，并受其邀请前往泰戈尔所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任教，并为该大学的中国学院以及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谭云山、泰戈尔等的艰辛筹划，以及民国要人蔡元培、戴季陶等人的支持下，1934年成立了中印学会。此学会先后向印度的印中学会与印度国际大学赠送了10万多册图书，并在印度的大学中设立中国国学与佛学讲席，尤其是1937年在印度国际大学之中成立了中国学院，并由谭云山任院长，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印度的中国学研究。

而谭云山本人，也通过穿针引线，成功地促成了1942年中国抗战最为艰难时期蒋介石对印度的访问。自1944年始，双方有了政府的学者交换项目，其中1948年印方特派遣师觉月（Prabodhi Chandra Bagachi）到北京大学担任梵文与印度学教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两国间短暂的蜜月期，而一场边境战争最终让两国的关系彻底跌到了冰点以下。

以中印战争为分水岭，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呈现了巨变，即以中国文献与文化为对象，转到了以中印关系与现实问题为主要对象。这场战争使得印度政府开始重视中国研究的系统性与现实性，又由于受到福特基金会支持之故，此后印度的中国学学者多采用欧美的区域研究取向，以此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

因此，与过去旧有的文献与文化学研究相比，很多中国学学者甚至已经失去了中文文献的基础阅读能力。其研究目的，也是出于政治战略的考量。除了德里大学中国与日本研究系，以及尼赫鲁大学的东亚研究系之外，少有完整的中国学研究体系建设，因其对于第一手材料的掌握较为缺乏，这就使得印度的中国学总体研究水平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而反观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则即使是在最为艰难的文革期间，由于季羡林、金克木等人的坚守，则依然续存了香火。而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院亚太所，以及诸多社科院南亚所之中都有所开展，并且在不少领域之中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就双方对对方语言的掌握，这一学术研究的最基础情况来看，中国的印度学深入程度要超过了印度的中国学研究。这种学术上的忽视，也大体反映了两国之间对对方的观感与态度。

即总体而言，中国民间对印度可能存有不小的忽视与小看，但对印度并无太深的敌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印度的电影就在中国通行无阻。反之，印度民间对中国的态度，则相对还是较为停留在过去，而缺乏对现实发展的及时关注，并且存有相当程度的不信任与敌意。

最近几天我们刚刚结束了筹备了四个月之久的关于玄奘与中印交流的国际会议，此次会议我与同僚邀请了30多位海外顶尖学者，花费之大，规格之高都颇为罕见。最让我意外的则是此次国际会议，我们受到了西安归元寺与中国陕西省镇安县，这样一个无论是经济发达程度与海外认知度都并不高的西部小城的全力支持。

这一风景优美但相对贫困地区，对于国际化与中印交流的高度热衷，也使我们看到了两国民间对待对方与开放心态上的重大理念差距。也即中国，尤其是在学界之中，在很大程度之上，对于印度具有相当的好感与接受度。正如会议期间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所言，就历史而言，印度在文化上对中国的贡献，远远大于中国对于印度文化上的贡献，因此时至今日，不少中国知识界人士对此依然心存感激。

时至今日，由于战争历史的阴影犹在，加上现实地缘政治博弈，以及其他大国的干预，使中印两国间至今无法实现完全的和解。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不能和平共处，那不仅非为两国民众之福，更将是全人类最大的梦魇。

作者是文史业余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