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观点

政治正确一词，原指是避免使用带有冒犯或歧视字眼，来描述社会的弱势群体。理论上，对于坚持政治正确的人来说，人类在社会互动中有其内在反射性，自身的价值观和观念等“想法”，是透过他们所做的事情来塑造和重塑。这种观点是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人们受社会的话语构建影响，塑造出不同的价值判断，而“话语理论”则是塑造了被称为“政治正确”的文化形式。在语言影响思维下，坚持使用政治正确的词汇，是通过对文化和话语的干预，实现和推进价值观和身份地位改变的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到以往常用的字眼，因为带有“歧视”和“贬义”，被大量直观上比较“中性”的词语所取代。例如，现今社会以肢体受限取代“残废”、性工作者取代“娼妓”，及身高受限取代“侏儒”等等，这都是透过选用相对中性的描述，来取代原本带有负面意义的“歧视词”，并希望通过语言能改变思维，令人们重塑对上述事物的观念，删掉社会中无意识的偏见，保护看待弱势群体，扭转一直存在着的偏见和歧视观念，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

不过，上述所引援的理据，在理念上并无不妥，但这种对话语的干预，却惹来不少右翼人士口诛笔伐。反对政治正确的人认为，坚持使用“正确的”词汇只是逃避问题，而语话规范化更会反过来打压言论自由，成为强加于他人的言语霸权。臭名远播的“大学炸弹客”卡辛斯基（Theodore Kaczynski）曾在其学术论文（正确来说应是恐怖主义宣言）——《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Industrial Society & It’s Future）中，以极度苛刻的字眼，对坚持政治正确的人作出近乎冷血的评击。虽然引用卡辛斯基（应该是美国“土产”最高智力的恐怖分子）或不太“政治正确”，但其说法确实反映了不少种族主义者对政治正确的厌恶。

他指出，现代左派对政治正确的追求，是源于对自身所处群体的“自卑感”，情感上产生“低自尊、无力感、抑郁倾向、失败主义、内疚和自我仇恨”。在此心理构结下，人们才会对某些指定的词语“过于敏感”，令本为没有贬义的词语，如“黑人”（negro）、“东方人”（oriental）和“残障人士”（handicapped）等词，变成政治禁忌。虽然论述忽视了历史和文化脉络对弱势社群的心理影响，但不论是信奉政治正确的人，还是像卡辛斯基般的极端种族主义者，两者仅触及社会问题的表征，没有探讨形成歧视和偏见的制度性原因。

观乎国外的政治气候，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刻，已说明政治不正确的言论确实大有市场。问题是为何一名打破所有政治禁忌、大放厥辞的地产商人，可受近半美国人所拥戴。《纽约时报》曾有一篇文章，归纳了特朗普过去的种族歧视言论，例如“墨西哥移民是罪犯和强奸犯”、“来自海地的移民都有爱滋病”、“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人生活在地狱里”，从这些言论来看，特朗普根本与种族主义者无异。

要了解为何众多美国民众会支持政治不正确的领袖，须从过去数十年民主、共和两党的失败说起。全球化和自动化（特別是工序外判和产业空洞化）对基层市民的经济影响，坊间已有不少着作有所探讨，在此不赘。不过，在后全球化的年代，负面影响陆续浮现，过去未能享受经济成果的民众，对建制的不满和无力感已积累多年。对于他们来说，其政治立场只是根据主观认知作出判断（即大量移民湧入，拉低工资、侵吞福利等），而非翻开学术期刊，一窥究竟。

既然不论共和、民主两党执政，都无法扭转美国积累多年的社会问题，倒不如转为支持局外人。相信绝大多数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在理性上都知道不是所有“墨西哥移民是罪犯和强奸犯”，但此类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却令不少对建制大失所望的民众产生共鸣（至少亦可发泄不满），才改以支持局外人，一求变革。换句话，不是特朗普有任何过人之处，而是“时势造英雄”。政治不正确或许暗示着虚无时代即将降临，人们对传统建制派能解决社会问题，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改而支持民粹领袖，宣泄对现实的无奈和不满。

平情而论，政治不正确言论受到拥戴，是后全球化年代所浮现出来的表征，不单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全球各国皆须正视的政治反扑。即使有天政府立法，全面规范民众不能使用带有歧视意义的字词，拥戴政治不正确的结构成因依然存在。英国逾半民众支持离开欧盟，原因离不开移民和经济成果分配不均，约翰逊以“抢劫犯”形容信奉伊斯兰教的女士，确实有所冒犯，但在争论他应否为此引咎辞职时，亦不应忽视其确言论的诱发点，及其背后的制度缺失，将目光置于底因，才是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