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企改革引入优先股制度我这些年一直在呼吁，因为优先股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在美国次贷危机时优先股的这一特点在美国发挥了重大作用，美国政府在救助AIG时，为了避免国有化后的行政干预，国家股东只体现国家投入资金的成本，而不干预公司的私人治理结构，避免了国家资本干预企业经营、 “国进民退”的危害。

如果中国的优先股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对国有上市公司和上市央企的公司治理、制约“国有股一股独大”、国企改革等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曾建议，如果中国股市真的想发挥优先股的作用，不妨先将目前的上市公司国有股转化成优先股，让上市公司的组织任命干部退出董事会，国有股东享受优先股的权利而不干预上市公司治理，这才是中国优先股的革命性举措。否则上市国企、上市央企的一把手都是组织部门任命过来的“官帽子”，未必是合格的职业经理人，只对上负责的行为逻辑经常会侵害其他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在经营决策和危机面前他们经常跟不上节奏。

国有股转成优先股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会大幅提升，在当前应该是国企改革的最好路径，无非是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再分配，不涉及国有资产转让流失，而是通过改革提高国有资产的效率，可以防止一些流于形式的改革和避免贱卖国有资产等行为。因此，在目前法规和监管不严的情况下，国企改革不宜急于快速私有化，避免成为少数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出发点毋庸置疑，都是希望国有企业发展的越来越好，希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从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如果改革不彻底、太仓促，最终结果必然会与初衷相悖。其实，国有控股也未必是效率低下的代名词，关键看怎么运作。以香港地铁公司为例，虽然政府高度控股，但港铁公司的经营运作却成了全球地下铁路唯一盈利的范本，企业经营管理层与政府大股东和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企业经营的效益和半径并没有因政府控股而受到影响。

显然，简单、快速私有化并不是国企改革的唯一之路，反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恰恰要避免像前苏联那样的快速私有化，尤其在目前权贵资本横行的情况下过分注重股权混合，盛宴狂欢之后很可能是一地鸡毛。

因此，这次国企改革“双百行动”既然要试点先行，那就不妨进行彻底改革和大胆试点，应该尝试在“双百行动”中引入优先股改革，让优先股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制约国有股一股独大和为中国国企改革提供有益的制度设计。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