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从中国角度来看，美国和欧洲历史上就有渊源，它们之间的关系走得也更近，跟中国的关系似乎更远一些。在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下，欧洲的位置其实很微妙，你如何看这个观点？

拉法兰：实际上，欧洲和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美利坚合众国实际是由欧洲人民建造成立的，而且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欧洲和美国之间也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特别是1944年的时候诺曼底登陆，是见证法美友好关系的重要时刻。最近几年，我们发现美国对欧盟的政策越来越不那么友好，特别是在金融债务危机的时候，反而是中国给了法国大力支持，而美国和华尔街反而起到相反作用。

实际上，我觉得特朗普总统对以前的“老盟友”根本不放在心上，从他在很多事情上的态度就可以看的出来。比如，我们法国人不得不因为美国要制裁伊朗，被迫关掉在伊朗的工厂，这件事情在法国内部引发了很多对美国的负面声音。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在不断积累，而且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逐渐开始分解。所以我认为我们目前面临的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这是个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历史转折时期。原来法国一直把眼睛盯住西方，而目前我们的眼睛要逐渐关注东方，特别要关注亚欧大陆。

FT：你认为今天的国际政坛，是否处于一个“领导力危机”之中？您觉得可以用“危机”这个词来形容吗？

拉法兰：我个人并不认为现在处在一个领导力的危机时期，当今时代缺乏的是各国领导人间沟通协调及全球治理机制。我认为中法对世界的看法是相同的，我们都认为这个世界不应该是一个由单级而是各个国家共同协商构成的和平世界。我觉得中国和法国可以做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即建立一个多元的世界、互相尊重对方的谈判体制，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FT：接下来想问关于领导力的一些问题。我在读你推荐的《权力的48个法则》，这让我想到了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君王论》。你觉得这两者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您从这本书里面汲取到了哪些让你成长的养分？

拉法兰：欧洲文学，特别是中世纪的意大利文学中，很有多关于领导力的作品，比如你提到的马基亚维利的《君王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每个国家的文化、历史不同，对领导力的理解存在着各种差异。我不仅读欧美的领导力著作，包括中国的一些思想家，比如说孔子、老子、韩非子等，他们的作品我也会研读。

通过这些著作，你就能够追溯到这些国家领导力和权力的核心来源。马基亚维利的《君王论》主要讲的是如何守住自己的政权；美国人热衷探讨如何夺取政权，中国人则是在思考如何正确使用权力，这就是差异。因为在这些不同著作里，你可以读到中国人讲究政治的智慧，法国则是强调英雄的领导力、史诗般的历史感，而美国则充满咄咄逼人的味道，一种强烈的取胜意愿。

在这些著作里，我最喜欢的是戴高乐将军关于领导力的论述。当然，还有韩非子的《王权论》这本书。

FT：您对中国文化理解很深，您怎么看孔子的治国之略？

拉法兰：我个人认为，执政者行使权力的大政方针的变化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快，实际上中国政治体制或中国国家治理的原则从很多方面来说还是沿袭了中国的传统：既能够呈现出现代性，也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我觉得孔子提出了一种理想式领导力的理论，尤其是他所处的时代——群雄割据、战乱纷争的战国时代，孔子提出了“统一”的概念。必须要指出，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国日后提倡团结统一的理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FT：您在演讲中提到，戴高乐将军的领导力其实和中国东方的领导者的领导力表现出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神秘主义，比如说低调务实等等。能否再给我们对比一下，法式领导力和中式领导力之间的异同？

拉法兰：戴高乐将军认为领导必须要有威望，因为威望可以带来一种权力；他同时还希望领导必须要得到人民的信任。所以戴高乐将军主张的领导力包括谨慎、不多说话，保持一定的神秘感等，此外，他还很强调个人的道德，这些实际上都和孔夫子的理论不谋而合。

FT：未来领袖的培养也很重要，您怎样看待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这样的精英教育对于领导力的培养、对于世界政治或者经济的推动作用？

拉法兰：《小王子》的作者、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说过一句名言：爱情不是终日彼此对视，而是共同瞭望远方，相伴前行。

我觉得，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这样的国际化商学院是非常适合培养未来领袖的地方。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比如亚洲学生、欧洲学生等，他们在充分尊重各自的文化的基础上相互学习、和谐相处，共同寻找世界发展的道路。我认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最好的商学院之一，你们会看到，有朝一日某个大国的总统或主席将从这里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