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有人将矛头扩大到知识分子，开始批判所谓的“文人误国”，那就更荒唐了。即使某些知识分子、文人对国家有关决策机构有重要影响力，他们最多也就是参谋与智囊而已。做出最终决策的，始终是有关政府部门。知识分子与文人数量很多，对于任何经济、社会、政治问题，都有不同意见者的存在。

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需要敞开言路，让各类知识分子乃至社会各界畅所欲言，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综合权衡做出最终决策，而不能偏听偏信，甚至闭目塞听，只喜欢听与自己观点类似的建议，而排斥与自己相反的观点、甚至禁止其传播（譬如网络删贴）。

听取哪部分知识分子的建议，不听取哪部分人的建议，既是政府部门的权力，也应该成为他们的担当。而一旦决定听取某些知识分子的建议，就应该勇于承担由此产生的决策后果。如果最后的效果不理想，首先应该检讨自己的决策错误，而不是诿过于人，指责“文人误国”。当然，相关政府部门可以今后不再信任这些知识分子了，不采纳他们的建议了。

但是，如果对其惩罚，那不仅是推卸责任、诿过于人，而且危害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今后知识分子还有谁敢轻易为国家建言献策？

具体到这次中美贸易战中，知识分子当中，既有林毅夫教授这样明确主张对美国以战止战、以牙还牙的人士（“主战派”），也有本人这样明确预判“以战止战”不会成功，明确主张通过自身战略调整、化解中美矛盾、消除贸易战根源的人士（“主和派”；参见本人在《联合早报》发表的系列文章），还有很多观点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士（“中间派”）。

其实，民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这些不同的判断与主张中，总有正确的。怎么能笼统批评知识分子群体没有为国家提供正确意见，甚至产生严重误判呢？又怎么能批评“文人误国”呢？问题只在于，政府有关部门是否综合听取了不同知识分子、不同文人的意见，是否从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大陆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著名的“三家村”事件中，著名文人吴晗、邓拓、廖沫沙被当权者迫害。其中吴晗、邓拓被迫害致死，廖沫沙则幸运地生存下来。廖先生在文革结束后，写了《挽邓拓诗》，其中有两句: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仅以此结尾，希望为“胡氏误国”论与“文人误国”论的喧嚣，画一个句号。

作者是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在这些不同的判断与主张中，总有正确的。怎么能笼统批评知识分子群体没有为国家提供正确意见，甚至产生严重误判呢？又怎么能批评“文人误国”呢？问题只在于，政府有关部门是否综合听取了不同知识分子、不同文人的意见，是否从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才是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