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用军事手段来改变中国也没有任何可能性。怎么办？这导致了美国各方面对中美关系的全面评估，评估的结果就是去年底把中国界定为美国最主要的“对手”。尽管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但俄罗斯并不是昔日的苏联，充其量只是美国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主要表现在乌克兰、中东、干预美国的选举等等领域。在美国人看来这些很麻烦，但并不会对美国构成致命的威胁。

因此，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中国了。就连基辛格博士传说要把其从前“联中抗苏”的手段应用到中国，即“联俄抗中”。有关这方面的新闻在特朗普当选之后曾经流传过，现在又流传起来，其背景并不难理解。

特朗普将目标转向经济领域

而在美国众多的对华思维中，特朗普的思维更具现实主义性质。在政治上，特朗普放弃了从前的做法，意识到美国不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因此，在和中国的交往中，人权、价值观、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被置于一边。

在军事上，特朗普也放弃了从前的方法。尽管美国对小国家仍然会继续使用其军事强权，但中国和俄罗斯那样的不可被美国征服的大国，军事强权已经不可能。在这样的认知下，特朗普转向了经济领域。

换句话说，特朗普放弃了从前的基于强权之上的国际秩序，也放弃了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国际秩序，而想建立一个基于利益之上的国际秩序，这个秩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家间赤裸裸的经济竞争。

在这种思维主导下，特朗普找到了美国的优势。尽管特朗普的口号是“美国优先”，但其对外政策使用的最重要原则是“美国第一”。的确，美国在经济领域具有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具有的优势，包括市场、技术、创新能力、美元等等。这些因素使得美国处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顶端，即经济霸权。

较之其他任何因素，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这些经济因素实际上更重要，因为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其他国家和美国“关联”在一起，也使得特朗普能够大肆地进行恐吓政治。在特朗普看来，“我是第一，你依赖我，需要我；我可以恐吓你，因为你不能没有我”。其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都是同一个思路。也正因为这些国家和美国的经济关联，他们都不敢和美国进行直接对抗。

对中国更是如此，贸易战以来，特朗普一再加码就说明了这个逻辑。对特朗普来说，“美国第一”只是实现其“美国优先”的一个有效手段。

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其对中国的判断也并没有错。作为商人，特朗普清楚地感觉到中国大市场对美国所能构成的压力。中国对美国本身的优势既不在军事上，也不在政治上，而在经济领域。如上所说，即使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对一些国家会产生影响，但对美国本身并无多大的影响。而经济领域则不同了。

一旦中国成为一个类似美国那样的庞大消费市场，那么就会自然地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而这样一个经济圈会对美国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也不难理解，这场贸易战的实质就是“技术冷战”，借此美国至少可以拖慢甚至终止中国的经济发展。

如果把这个问题置于近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的内容中，那么对美国来说，把中国引向“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有效方法，因为“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中国不会有实力来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不管特朗普的意图如何，贸易战不可避免要对整个世界贸易体制构成巨大的伤害和破坏，这是确定的。美国其实是这个体制的主要创造者和维持者，长期以来也从这个体制获得了最大的利益。美国的问题出在内部，主要表现在从这个体系获得的利益不能在内部进行合理公平的分配，导致社会的高度分化。

再者，美国也看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从这个体制获益，而美国所获利益不如从前了，因此就想改变。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这种行为并不难理解。问题在于，新的体制是怎么样的呢？它又如何建立呢？

尽管美国可以领导西方（欧洲和日本）进行体制重建，但这不仅仅是体制重建的问题，而是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可以预见，且不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即是在西方内部，体制重建也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从国际秩序变化层面来看，很多方面的发展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美关系的变化就是国际秩序层面的变化，而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的变化。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之一，只是以特朗普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没有特朗普，也必然会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出来。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进行，未来的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国际秩序。未来的国际秩序会以怎样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是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