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间的经贸争端引发了全球关注。对这场贸易冲突的起因、特朗普政府决策背后的动力和目标以及下一步的应对之策，都值得我们在理性基础上认真分析和解答。

一、中美贸易存在“失衡”但不存在“不公平”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2017年美国贸易逆差创9年来最高纪录，达到5660亿美元。去年全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6359.7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303.7亿美元，美国自中国进口5056亿美元，美方贸易逆差3752.3亿美元。这个美方计算出来的巨额逆差，是不是由中国的“不公平”贸易造成的呢？从贸易经济原理和中美经贸往来的事实看，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形成其实有以下两大方面的原因。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以及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了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整体结构

首先，美国的投资额超过整个国家的储蓄额，就必然从世界其他地区输入资金来填补两者之间的缺口，也就造就了当前的贸易逆差。此外，用美国政府信用支撑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一方面给了美国不惧通胀的美元“印钞机”来维持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美元流动也成为支持国际经贸体系的公共产品。而近20年来，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持续下降，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8%降到了2006年的1.75%，2007年上半年一度为负。美国联邦债务率从1994年的49%降到了2000年的34%，而到2006年上升到70%。去年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再降到3.6%，而联邦债务率超过了100%。

其次，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密集性产业。初级产业产值占中国经济比重是8%，占美国经济比重是1%；第二产业的GDP占比中国是20%，美国是12%；53%的中国GDP来自第三产业，美国则高达79%。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基础农业和制造业为主导，美国的经济结构是以服务业为主导。

此外，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完全在于美国本身——带有冷战色彩的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2001年美对华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同类产品进口的比重为16.7%，2016年该数字降至8.2%，这与美国科技强国地位和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的现状极不相称。

传统的统计方法“误解”中美经贸关系，掩盖了“顺差在中，利差在美”的事实

根据美国国会今年3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在全球价值供应链下，中美产品几乎都达到“中国产品中有美国零件，美国产品中有中国零件的地步”。中美开展经贸合作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中国居于中低端。随着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和供应链的跨国发展，美国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活动与中国低成本的生产、组装环节日益紧密联系，美国企业掌握了产品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运储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从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利润。

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把3752亿美元的中美贸易逆差当作发动贸易战的“师出有名”，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双方贸易逆差计量存在差异，而且数额相距较大。其次，按照美国“原产地原则”统计，美国对香港高达320亿的顺差，以及美国从香港、澳门等地以转口贸易的形式间接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高达1000亿美元，都没有计算进中美贸易额。最后，如果按照附加值算，中国顺差还会进一步大幅缩水。

我们还要注意到，美资企业获得了中美贸易中的绝大部分利润。中国商务部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贸易顺差的59%来自加工贸易，57%来自外资企业。中国出口美国的企业，可以说都是外资为主。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出口的纺织服装、鞋帽等商品中，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的收益占到商品整体利润的90%。在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反映在美国。

除此之外，快速增长的美中服务贸易顺差一直被忽略。美方将进口额减去出口额的逆差计量完全没有考虑到美中服务贸易的增长。在过去10年美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5倍，2017年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额为1182亿美元，其中中国购买的美国服务价值达到900亿美元，而这900亿贸易额没有体现在中美贸易计量中。美中贸易委员会(US China Business Council)指出，中国已是美国服务业出口第二大目的地，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统计为530亿美元（中方统计为547亿美元）。这部分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就被“忽略不计”了。

“非贸易因素”成为推动中美贸易争端升级的重要原因

美中贸易争端，和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基础发生变化有关。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认为，贸易政策对国家内部的再分配产生深远影响。经济全球化在美国制造了“赢者”和“输家”，积累多年的分配正义问题所产生的所谓“精英美国”和“传统美国”的裂痕助推特朗普当选，所以说，特朗普现象是民意一定程度的反映。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美国经济尤其是08年经济危机以来的疲弱形成鲜明对比。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一半，2017年达到美国经济体量的三分之二。虽然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来看，中美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两国趋近的经济体量，追赶中的中国科技发展，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都在美国的精英和民众的心理上，在中美关系中打上了强烈的”竞争”烙印。

无可回避的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背后还存在着中美结构性矛盾这一深层次原因。国内外一些舆论对中美两国能否在既有国际秩序下有序相处存在疑虑，担心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许多西方学者从地缘政治角度和以往大国崛起的经验分析，中美之间有可能陷入新冷战，美国发起贸易战是对中国崛起的“遏制”。

中国方面，应对美国贸易施压的开放举措和将“中国模式“意识形态化的途径大相径庭。在传统的”接触“和”遏制“两极之间存在巨大的空间，尽管美国战略界认为对华接触失败了，面对一个体量基本相当、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国，竞争和合作的动力并存，在极端”遏制“之外尚有选项。而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将贸易争端政治化，历史上大国之所以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因为预言会自我实现。此外，随着国际力量的此消彼长，“守成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大国竞争动态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真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而使国际体系陷入“金德伯格陷阱”，也值得国际社会关注。

二、加剧的贸易争端给中美双方带来的“双输”结局

特朗普曾在推特中说：“贸易战是好事，而且容易赢(easy to win)。”。然而特朗普所要求的中美贸易“平衡”，既不符合中美经贸关系的实质和利益，更不符合客观的经济规律。贸易战中的双方好比博弈论里的经典“囚徒困境游戏”：双方都通过加征关税来打击对手来获得收益，但事实是如果双方都采取减免关税的措施，双方才能获益；然而任何一方都不能够也不愿意单方面宣布休战——因为这意味着更大的损失，这样最终的结局就是“双输”。

中国经济将承受重压，对GDP增长、继续深化改革转型升级造成一定阻碍

中国不怕打贸易战，但是，打贸易战有代价。中国商务部有官员指出，每年3000多亿的贸易顺差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比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高。中国在中美贸易关系中仍然相对弱势，中美“脱钩”之重，恐怕首先不能承受的是中国。

其次，贸易战对中国GDP增速产生一定影响。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就对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损失作了推算。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部征收15%、30%、45%三种税率的假设下，中国对美国和出口和对中国的总出口分别会下降多少？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的预测是对美出口下降分别21%、46%、72%；对总出口下降分别4%、8%、13%。兴业证券的测算基本相似，并推算出在30%税率的假设下，贸易战对中国GDP的影响为0.64个百分点。中金公司则在5%税率的推算下，认为中国GDP增速影响大于0.07个百分点。根据摩根士丹利最新发布的一份中美贸易战的报告，如果贸易战持续升级和扩大，就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明显的冲击，明年的经济增速有可能下降到5%的范畴。

再次，对中国继续深化改革转型升级造成一定阻碍。除了出口额的减少和推迟投资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之外，中美贸易争端的不断升温可能会导致中国去杠杠的进程出现倒退。央行自1月以来已三次定向降准，目的是帮助中小企业融资，而业界人士怀疑释放的流动性因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仍将成为继续推高资产泡沫的推手。2018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重提“扩大内需”并提到“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这是2015年汇改以来首次重提”扩大内需”。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著名的“三元悖论”说，在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之间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无法全部实现，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意味着必须有所放弃。也许，在刺激内需、去杠杠、稳定人民币汇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不可能的三角”，愈演愈烈的贸易战可能会增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道路脱离正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