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

吉林长生生物公司的疫苗事件出来后，可以说，中国上上下下，官方民间，国内国外，一片沸腾，一片天诛地灭的讨伐。

在这一片讨伐中，有很大一种声音在谴责长生生物公司没有道德底线。这没问题，但不切要害。

其实，除了关涉面大和受害对象特殊之外，疫苗事件的本质和逻辑，跟其他恶性事件没有多大区别。对于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来说，稚弱的婴幼儿跟其他可伤害对象一样，都是牟利的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一般而言，在制度失灵的前提下，只要暴利存在，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会越来越多，道德谴责对这样的人作用甚微。

不唯如此，若将疫苗事件归咎于道德，反而是对长生生物公司的掩护，因为这可能淡化对该公司的法律追究。道德问题只能由道德手段解决，而道德之所以管用，前提是被谴责者还有些许良知。但是，不要忘记，口水淹不死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从制度设计与执行的三个环节的有效性入手，可以更好地理解长生生物这样的邪恶公司为何能够存身，甚至不断膨胀。而且，这里的讨论具有一般性，适合各种恶性事件。

在制度设计上，无论是遏制腐败还是遏制其他恶性行为，都必须考虑两个关键因素或条件：惩罚强度和暴露概率。第一，惩罚强度必须足够，使包括违法犯罪在内的恶性行为暴露后，作恶者严重得不偿失。第二，恶性行为的暴露概率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制度设计得再好，若不被执行，就如同虚设，所以，还必须加上第三个条件：严格执行。这三个条件其实就是反邪恶的基本结构。

长生公司之所以屡屡犯错还能生存且膨胀，第一个原因就是惩罚强度不够。对这样的公司，行业禁入是最起码的惩罚。但据报道，2017年，长生生物公司生产的25万支不合格“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疫苗”，几乎全部销往山东，库存仅186支，但该公司仅被罚款344.29万元（人民币，下同，67万新元）。300多万罚款，对于这么严重的事件，对于这么大的一家公司，难道不是隔靴搔痒？难道不是鼓励犯罪？——真划算，继续干！

中国人对贪污腐败及各种恶性行为，特别希望采用严刑峻法。网上一旦爆出相关事件，“杀杀杀”声音一片。其实，即便作恶者该杀，也只是增大惩罚强度。但如果恶行没有暴露出来，杀谁呢？所以，提高恶行的暴露概率极为重要，它是有效惩罚的先决条件。

惩罚强度可以人为规定，但暴露概率不能人为规定。所以，如何提高恶行的暴露概率，需要精巧的制度设计。“阳光法案”即财产公示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腐败暴露概率。笔者设计了一个提高违法犯罪暴露概率的方案——利益背反方案，以利益背反打破攻守同盟。

暴露概率太低，是疫苗事件的第二个原因。虽然该事件最终大规模暴露了，但潜伏的时间太长，导致危害加剧。如果早点暴露，危害会小得多。

第三个原因在于执行上，对长生公司的从宽，也是助长其邪恶。

可以说，上述三个环节的任一环节的缺陷，都会助长邪恶。对此，我们可以做更加理性的分析。设三个环节分别为x，y，z，每个环节的有效性的标准量为1，总的效果为F。F=xyz。

据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假定存在两个社会环境A与B。A的制度设计和执行都比较规范，B不够规范。如果A环境的惩罚强度足够，即x的值为1；暴露概率比较大，y值取0.9（暴露概率很难达到1）；严格执行，即z值为1，那么，A环境对恶行的有效遏制效率为0.9，即90%。假定B环境对恶行虽有惩罚，但强度不够，x为0.5；暴露制度设计不佳，y也为0.5；有执行但不严格，也为0.5。那么，B环境对恶行的有效遏制效率为0.125，即12.5%。

由此可以看到，要遏制恶性行为，每一环节都很重要，而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尤其重要。任何一个环节出点小问题，累积起来都是大问题。

长生生物公司的疫苗事件，无法不让每一个具有一丁点良知的人义愤填膺。但是，相对于道德不足，理性不足是中国社会更大的问题。理性、科学地完善制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因此，每一个具有基本良知的官员、学者和普通公民，除了应有道德关怀，更应该有制度关怀，呼吁和促进制度完善，强化制度执行，而官员和学者尤有责任。

作者是中国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