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曦

如果完全按照客观情况和经济逻辑，中美两国的关系应当是竞争与竞合同时存在，且仍处于竞合大于竞争的互补期。中国对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所提出的要求，主要是改善性而非颠覆性的。但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认识，由主客观两部分因素构成，中国实力的增长是客观因素，而促使美国采取何种行动的根本原因是主观因素，即美国对美中相对权力地位的认识、理解和感知。

中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结构错位，竞争态势明显，互补性较强。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中美关系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引擎之一，是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合作全面压倒竞争”的红利期。

在当前形势下，美国对失去世界主导权的焦虑达到二战以来的高点，对自身能力和国际战略环境倾向于悲观解读。虽然中国已经在诸多场合阐述过不称霸的立场，但从中国迅速增长的硬实力和不断扩张的软实力中，美国仍然感受到对其霸权体系的威胁。

寻找盟友和寻找敌人，是美国国际战略的两个支柱。制造强敌环伺的危机感，在和平时期、国民没有实际痛感的条件下，对内可以巩固政治地位，对外可以获取叫价筹码，属于经过精确政治算计的挑衅。

美国国内一部分炒作并笃信“修昔底德陷阱”的智库和决策人士，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和战略能力发展的解读，都倾向于“对美国构成潜在威胁”，最终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描述为针锋相对的战略对抗，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了“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导下，美国不会停止以贸易壁垒来平衡贸易逆差的尝试。有研究显示，总统任期内的经济表现实际上与政策的关联性不大，主要由他所在的经济周期决定。特朗普有幸赶上2008年大萧条后最长的繁荣周期，这是他打贸易战的经济本钱，也是谋求连任的政治资本。此外，贸易保护政策造成的后果，是可以任意解释的。

特朗普的出现打破了很多建制派的利益格局，也打破了这种利益格局约束下的政治假象，包括决策机制的平衡，和总统代表的行政权与立法、司法权力之间的平衡。对立法机构来说，共和党目前必须依赖特朗普的声望，各级议员也都必须仰赖特朗普的支持。国会现在意识到，他们对总统的约束，取决于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约束，这跟过去国会“制衡”的自我期许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目前总统的权力膨胀，把持着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源。在决策圈里，特朗普已经排除所有与他意见不和的人，已然乾纲独断。不仅特朗普觉得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药方，一旦形成强化贸易壁垒以平衡贸易赤字的共识，开启以邻为壑的贸易平衡议程，美国的贸易政策就未必会因为总统更迭而“人亡政息”。

美国在贸易战中不会取得预期的胜利。中美贸易关系的失衡，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自身。经贸关系的扭曲，只是美国经济结构扭曲的表现，而不是原因。美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在全球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地方配置资源，形成了基于全球产业链及供应链的均衡。而美国本土的同类产业失去竞争力，是因为在自由开放的全球市场中失去比较优势，而遭到市场主体的抛弃。

“美国有病，中国吃药”也无济于事。特朗普目前发起的贸易战，只是想把美国拖延已久、延宕至今的结构性危机转嫁出去。若美国不采取措施纠正扭曲的经济结构，在关税壁垒下制造业的被迫回迁，依然是违背经济和贸易基本规律的政治行为。

贸易战如果最终走向全面失控，无助于美国贸易平衡的改善，只会在贸易替代效应的影响下，导致逆差对象国的改变。美国得到的只是削减消费者的总福利（总效用）水平，把国家的贸易赤字分摊到普通消费者身上。

民众在贸易战的叫价阶段可能还会有民族主义的虚幻满足，但贸易战的达摩克里斯之刃一旦落下就要“见血”，给包括美国消费者在内的贸易参与者带来损失。当消费者感知到贸易壁垒的痛感，往往意味着贸易的数量和质量都已经陷入萎缩，厂商已经无法消化和分担贸易失衡所带来的成本高企，不得不向末端消费者转嫁。在美联储的缩表周期内如果消费受到抑制，通货紧缩的悲观前景就有可能再度应验。

对中国来说，示强和示弱都不是好的对策，要有理有利有节，关键还是要按部就班，做好自己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