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对中国来说，绝对不可以忽视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对中国的这三个判断。历史地看，所有国家的重大外交决策，就是建立在对时代和其他国家的判断之上的。实际上，这三个判断基本上也是冷战前美国对前苏联的判断。细读一下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在1946年发出的8000字电文，其核心就是这样的判断。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还是盟友，但因为有这样的判断，两国很快就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一、围堵和遏止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二、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三、改变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用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既然西方没有能力围堵遏止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和中国进行一场新的冷战，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止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以及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的国家战略报告与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把美国的这份国家战略报告，称之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种称呼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新时代”相呼应，其针对中国的目标昭然若揭。

和中国的新冷战会如何进行呢？这个问题需要去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但不是基辛格本人，而是要去研读他的作品，研读他对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外交史的科学分析和深刻洞见。基辛格在外交上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可以说，基辛格主义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外交领域的体现。

人们可以把基辛格主义归纳为三条：一、无意识形态性，即不要用任何意识形态来分析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的核心是赤裸裸的利益，尽管这种利益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二、无道德性，即不要用任何道德观来影响人们处理外交关系，今天的敌人可以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以是明天的敌人；三、手段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只要能够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能够击败敌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

美国以什么对中国发动冷战　

在特朗普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传出基辛格在为新政府设计“联俄抗中”的思路。尽管“联俄抗中”因为特朗普的“通俄门”而中止，但这个思路是符合基辛格的逻辑的。“联俄抗中”要转化成实践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在漫长的冷战期间，美国社会累积起来的对苏联（俄罗斯）的仇恨，并没有那么容易消解。今天，“联俄抗中”不提了，但又出现了美国可以发动冷战的“抓手”，包括贸易战、朝鲜核危机、台湾、南中国海等问题。

很多人在思考如何赢得和美国的竞争甚至战争，主要还是从中美的武力冲突着眼的。不过，中美两国同为核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的热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概率极低。即使发生冲突，也会只是局部性的，并且不会在本土，而在其他地区。即使像南中国海这样的地方，也不太会发生热战，因为南中国海岛礁是中国领土，攻击南中国海岛礁会被视为是攻击中国本土。对美国来说，武力较量很重要，但武力较量只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一场新冷战。就美国与苏联冷战的成功经验来说，美国也会选择冷战，而非热战。

因此，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化解热战的威胁，更要有勇气和美国打一场新冷战。要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一旦贸易战演变成为冷战，这会是一场全方位的冷战，包括朝鲜半岛、台湾、南中国海、西藏、新疆、“一带一路”、产业政策、开放政策、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等等，都会成为战场。

地缘政治的变迁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些年大家都在讨论中美两国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领导的研究小组所发现的，自150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经历了16次主要的权力转移，即从一个大国转移到另一个大国，有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避免了战争。

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的概率是相当高的。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中国提出了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导向，目标就是要有意识地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要避免这个陷阱，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美国开始贸易战，要通过贸易战来拖慢甚至遏止中国的崛起。不过，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吴下阿蒙了，有能力和美国较量了。说穿了，冷战总比热战好。

最后，还是一句话，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亦然。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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