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点——台面下

最近发表新作《西洋西下》（Has the West Lost It?）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院长马凯硕，上周应台湾前行政院长江宜桦邀请，到台北作专题演讲。由于演讲主题围绕衰弱的西方与崛起的东方，深受西方民主自由价值影响，却又保留儒家传统社会的台湾，自然成了现场与会学者讨论的多个面向之一。

担任与谈人的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从自己的经历直率地指出，他1995年初次来台时，为这块土地的科技实力、文化积累以及对中华传统的努力维护惊艳不已：“这里是东方的矽谷，拥有富含创业家精神的高科技企业，是每一个企管人才梦寐以求的工作环境。”

然而，李世默感叹，20余年过去，台湾如今薪资停滞、人才出走，当年“亚洲四小龙”的优势尽失。突然，他话锋一转，原本对台湾的仰望突然变成不留情面的批评：“台湾舍弃了中华政治传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选择对的人管理政府。你们就这样抛弃了，这是一种罪孽，这是一种自杀式的做法。”

说完，现场马上报以一片掌声，但有观众就中国大陆学者对台湾的政治制度指指点点明显不悦，举手发言反驳称，台湾选举制度产生的领袖虽是会犯错的凡人，但不会制造出“极权的皇帝”，暗讽中共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面对咄咄逼人的观众，李世默显得有些无奈。他语气平静地回应，身为一名学者，他对台湾的看法纯粹基于数据的观察以及旅居上海的台湾人的反馈，而种种信息都告诉他，台湾的表现“不太亮丽”。

看着这场“交锋”，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台湾作家、前文化部长龙应台月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说过的一段话：“我相信的是当年胡适（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中华民国第二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所说的，好人应该要进政府，因为如果好人都不进政府，那就是坏人进政府，或者是有所图的人进政府，那这个社会是会完蛋的。”

“好人政府”是胡适与北洋政府首任教育部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人在1922年发表的政治主张。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因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他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可是，这个“好人政府”仅存在三个多月就垮台，令胡适失望不已，遂在日记中写下：“‘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好政府不但要人格上的可靠，还要能力上的可以有为。”

尽管时移世易，当年“好人政府”或“好政府”背后那“选贤与能”的核心思想，应当是现今民主政治与政府治理奉行的最高原则。然而，在容易被民粹话题鼓动、受政党派系利益牵制的台湾政治环境中，“选贤与能”的重要性逐渐被削弱。

就以本周闹得沸沸扬扬的“吴音宁风波”为例，在她去年接手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前，作家出身、曾参与农运的吴音宁仅在彰化县溪州乡公所担任主任秘书，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却能“多级跳”，从一个月5万元新台币（2230新元）的薪资，一跃成为年薪248万元新台币、待遇比立委和部长还要好的北农总座。对“薪情”普遍低迷的时下年轻人来说，这种“相对剥夺感”恐怕很难吞下去。

另一受到舆论热议的案例，则是经济部辖下的绿能科技产业推动中心（绿推中心）副执行长郑亦麟。年仅27岁的郑亦麟在民进党执政前，原本担任绿营智库副研究员，在蔡英文竞选总统期间，积极为该党能源政策辩护。后来他负笈英国，但留学一年多即回台摇身变成离岸风电专家，两个月前更空降到作为台湾离岸风电重大投资案单一窗口的绿推中心，令经济部内部议论纷纷。

从某个角度看，民进党拔擢有理想、有抱负的有为青年，为他们提供舞台施展拳脚，值得赞许。但当“德不配位”，甚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质疑声四起，政府基于政治的职场伦理应当做出解释、给个说法。否则，当外界的质疑变了调，政策的推行不但会受阻，原本前程似锦、能在政府岗位上大有作为的好青年，也将成为政治攻防战里的无辜牺牲品。长久下来，即使人格和能力再非凡卓越的“好人”，未来又怎会愿意进入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