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近代至今,我们所经历的亚洲秩序,与其说是亚洲秩序,倒不如说是西方(先是欧洲、后是美国)秩序在亚洲的延伸。近代以来,相比先步入工业化阶段的西方国家,大多数亚洲国家显得贫弱,纷纷沦落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大陆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中国则沦为了毛泽东称为的“半殖民地”国家。
19世纪中叶,面对欧美对亚洲的军事扩张,日本以宫崎滔天、胜海舟等为首的知识分子,开始提出“亚洲主义”的观点,主张以唤醒亚洲、共同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亚洲同盟论”。这个观点在后来也深刻影响了孙中山。孙中山在1920年代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中的很多观点,出自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观点。早期的“亚洲主义”观点主张亚洲各国家的平等和合作,但这种平等合作的“亚洲主义”观点,很快被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福泽渝吉所倡导的“脱亚入欧论”,导向以赞赏西方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式做法,以及提倡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大亚洲主义”的错误主张。
这样,日本早期“亚洲主义”迅速异化,从“联亚”“兴亚”走向了“脱亚”“侵亚”,并最终演变为企图用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方式,来建立亚洲秩序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为亚洲国家带来战争和灾难。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从一个亚洲国家的骄傲者(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这是第一个亚洲国家打败了一个欧洲国家。当时,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都感到欢心鼓舞),成为了亚洲多数国家的侵略者。
二战期间,日本被打败,西方顺利地确立了西方秩序。尽管中国也参与了战后亚洲秩序的重建,但无可否认的是,战后亚洲秩序的重建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二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亚洲秩序受战后所形成的冷战秩序主导,亚洲国家分属两个敌对阵营。冷战结束以后,尽管亚洲国家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冷战所形成的亚洲秩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体,冷战时期的各种同盟关系,特别以美国为主导所建立的各种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依然持续。
可以说,今天亚洲秩序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是冷战框架之下的亚洲秩序的遗产,是西方干预的产物,包括南北朝鲜分裂、中国大陆与台湾分裂、中国和印度边界(西藏)问题、中日间的领土争端、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等。
亚洲秩序是以美国为核心、以美国与其同盟为支撑点的。美国的同盟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包括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澳同盟等,美国也与其他一些国家结成了准联盟。美国联盟体系内所有国家的安全,是美国安全体系的延伸。
在中国崛起之前,日本很长时间里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至少在外交层面没有完全的主权,而深受美国的制约。中国尽管在崛起,但迄今中国主要还是接受、适应的过程,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今天,随着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国力的增长,这些大国是时候应该也可以在亚洲秩序重建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亚洲秩序发生大变化
也就是说,目前,二战之后所形成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亚洲秩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亚洲国家来说,巨变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变化的根源是多元的,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尤其在军事方面,但较之其辉煌的过去,美国的确相对衰落了。美国的衰落主要源于美帝国的过度扩张,这是自克林顿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所公开承认的,过度扩张导致美国力不从心。此外,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没有明显的“敌人”。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集团面临一个公开的敌人,那就是苏联。
为了应付一个扩张性的苏联,美国的盟友愿意为美国“买单”,减少美国做世界警察的成本费用。苏联解体之后,尽管美国继续寻找新的“敌人”,即中国,也努力想把中国塑造成为其“敌人”,但中国迄今有效回避了成为美国的敌人。在中国没有成为美国及其盟友的“敌人”的情况下,美国盟友没有意愿为美国“买单”,这使得美国维持其亚洲霸权的成本很高。
美国实际能力的相对衰退,影响着美国统治集团继续做世界警察的意愿。特朗普一上台,很快就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并非没有充足的理由。尽管美国不会放弃亚洲,未来美国甚至有可能再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但其影响力很难维持在不变的水平,总体来说是下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