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郭嘉惠摄）

王赓武指出，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对“发展”有类似的理念，发展就是不断在发生，犹如变化不断在发生，“你必须努力了解所发生的变化，适应变化，确保处于领先位置，不落人后”。

和西方文明对现代性的理解不同，中国所追求的现代性没有终点；中国人相信现代化的过程是没有终点的，就犹如中国人相信“变”是一个永恒的概念。本地著名学者、国大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指出，他因此十分认真看待中国国家主席中领导人所提出的“与时俱进”概念，这四个字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进步”观，以及合时宜的概念。

国大东亚研究所前天在喜来登酒店举办“中国2035年：中领导人的现代化愿景”国际学术研讨会，王教授在开场演讲中，发表以上看法。

东亚研究所昨天也特别召开了向王教授致敬的讲座。他即将卸下东亚研究所主席职务，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高级顾问郑国枰博士将从7月起正式接任主席。

王教授分析，中国过去100多年的现代化历程非常复杂，时而慢，时而过快，时而不确定或没有方向，让人不解这个过程最终会引向什么结果，现代化的终结成果是什么。

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对现代性的理解，跟西方的基督教传统是很不一样的。他相信，在中国人的概念中，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没有所谓的“达标”与“终点”；改革则是一种整合所有过往的经验的努力，目的是对中国的现状与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寻求一个新的了解，是从苦难、颠沛的经验中学习，建立新的场景来实现新的发展。

他指出，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对“发展”有类似的理念，发展就是不断在发生，犹如变化不断在发生，“你必须努力了解所发生的变化，适应变化，确保处于领先位置，不落人后”。

王教授指出，在过去100年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国人历经艰辛并努力掌握现代化的过程，他们曾经为找到某一个方向振奋，接着又发现这个目标无法实现，再改弦易辙。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发现了“民族”而非“天下”的概念，而到今天中国还在苦苦思索，什么是中国“民族”？答案未必清楚而直接。此外，1920年代，人们也为“民主”和“科学”的概念极度兴奋，并以为这两者能够拯救中国，今天中国人把民主与科学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但是，它们依然没有提供所有的答案。

他认为，今天中领导人描绘未来的谈话，显示他比此前的其他人都更了解情况。中国近代史上那些被认为带来重要改变的领导人，不论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或者中领导人，他们都在提供答案、愿景和领导力。王教授指出，这其实更接近于中国的传统，也是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但是他不认为这是现代化历程的一部分，因为，完全依赖于某一个领导人来提供愿景，并非一个“现代”的意识。现代性应该包含更多内容，包括社会参与、公民身份等，如果依靠“一个领袖”、某一个人来提供愿景让所有人跟随，并且决定人们生活的时代，这是更接近于中国的传统，而非现代性。

马克思提供中国人较接近西方的“进步”概念

与此同时，王教授非常认真看待中领导人提出了“与时俱进”，“进步”或发展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学习到的概念，中国古代历史中并无此概念。王教授分析，“与时俱进”中，“进”的含义非常突出，中领导人也谈得非常坚决，中国经常引述马克思主义并非因为马克思本人，而是因为马克思在中国象征的含义。马克思给了中国人一个更连贯的、比较接近西方的有关于“进步”的理解，并且帮助中国人用这个“进步”的概念来了解中国本身的历史。

至于“与时俱进”中的“时”代表着合适的时机，王教授指出，中领导人明白时机的重要性让人鼓舞。无论经历所少次试验或革命，如果时机不对就会失败。毛泽东曾在1949年之前，准确掌握时机推动革命并取得成功，但毛泽东之后追求“不断革命”结果走上了错误的方向。

王教授分析，邓小平在1980年代的做法也是“与时俱进”，邓小平明白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作为在时机上不对，邓小平于是启动改革，强调经济建设，在苏联解体以及美国胜利的国际氛围下，中国有机会实现利益最大化，实现了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果。

在总结谈话时，王赓武说：“中领导人了解中国过去百年发展过程和经历，总有出现失衡的时候，无论是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到了任何极端处境，中国人总会迷失方向，我觉得中领导人在谈论平衡时，已来到这一点。对我来说，过往和现在、古今、民族和国际主义、海洋和洲际利益之间的平衡概念，都让我们深层了解到进步并非勇往直前，需要讲求时机、平衡，以及在行动前要更明确需培育什么。”

如果依靠“一个领袖”、某一个人来提供愿景让所有人跟随，并且决定人们生活的时代，这是更接近于中国的传统，而非现代性。——王赓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