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整体运行良好，日本的财经类杂志也一改以往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看法，转而强调中国的创新战略。此类报道越来越令人瞩目。

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风险并没有消除。其中最大的风险，是地方政府所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导致的供给过剩，以及地方政府实质债务的增加。这种风险尽管不是十分紧迫，但确实在加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中国国家审计署在2017年12月发表的报告中指出，包括直辖市重庆在内，共有三省10个市、县虚增财政收入15.5亿元人民币。除此之外，内蒙古和天津滨海新区也承认虚增财政收入。

这种现象在日本也引起了关注。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根据中国国家审计署的另一份报告，江西等五省违反政府规定，擅自增加了约64.3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债务。这种违规行为表明，地方政府为了筹集资金，而利用各种规定的漏洞，因此可以得知其实质性的“隐性债务”是在增加的。

对于个人消费低迷的中国而言，地方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地方政府由于正规税收不足，且地方债的发行受限，因此一直是通过各种非正规的途径来筹集资金。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利用所谓融资平台从银行获得贷款，或者通过发行公司债来获得开发资金，成为各地方政府常用的融资手段。

此后，中央政府为了消除融资平台扩大所导致的风险，要求地方政府在融资时必须符合市场机制。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要求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和预算管理，其目的是将地方政府不断增加的隐性债务置换成地方债，成为具有高透明度、低风险的债务。

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明确表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不加以救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规范融资行为。

地方政府除了发行地方债之外，还可以通过公共事业获得收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PPP（公私合作方式），即政府与私人资本共同设立合资公司，该公司利用政府授予的权利来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

采用融资平台融资时，政府的责任虽然不清晰，但仍然有责任，因此其债务和风险也不断增加。采用PPP方式以后，名义上地方财政与合资公司的债务之间完全脱离。2017年12月，政府备案的PPP项目共有1万4400项，总投资金额达到18.2万亿元人民币。

但是，通过发行地方债和PPP方式规范地方财政的道路并不顺利。进入2017年，随着金融政策紧缩，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利息高涨，证券公司伪造证券交易等事件频繁发生，债券市场风险变得表面化，地方债的发行金额也达到了极限。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政府通过PPP方式从民营企业筹集资金，并承诺将来返还（名股实债）。这使得这些地方政府的“实质性债务”进一步增加。考虑到这些地方政府大部分是河南、云南、贵州等内陆省份，且财政收入不足，人们不得不怀疑这种做法的妥当性。

根据财务部发表的数据，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的上限是16.47万亿元人民币。即使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也远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但是，考虑到上述地方政府违规操作导致的“隐性债务”，实际情况并不乐观。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为了确保经济政策的顺利执行，中央政府必须允许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如果过度放权，则会导致地区间差距变大甚至社会分裂。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是一件进退两难的事情。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积极执行市场机制下的管制手段，在发挥地方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实施间接控制，以期解决上述问题。但是，地方债和PPP风险的表面化表明，改变传统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中国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实现规范化的财政和稳定的经济成长？这事关将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需要更加关注。

作者是神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