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中国90年代的政改逻辑适用时间较之80年代长，涵盖了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到2012年的23年时间。如果说把1978年开始的、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称为“邓小平时代”，这23年可以说仍然属于“邓小平时代”。或者说，邓小平时代可以分为两个“小时代”，即80年代的“第一小时代”和从1989年起到2012年的“第二小时代”。

江泽民和朱镕基时期可以说是“第二小时代”的高峰期，而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则在延续这个小时代，同时开始纠正这一改革思路所出现的弊端。不过，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还没有形成改革的新思路，这个新思路直到中共十八大之后才开始形成。

19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终结了这个时代的政治变革思维。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结束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可以视为是新思维酝酿期。因为西方的全面制裁，内外部经济发展条件恶化，领导层暂时处于保守和防御状态。

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很快促成了邓小平一代新的改革思路。新的改革思路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分开来，并且把重点置于经济改革。苏联戈儿巴乔夫因为经济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不能实施，因此求助于政治改革（即《新思维》），但政治改革很快就演变成民主化。西方式的民主化不仅导致了苏联本身的解体，更导致了整个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

苏东集团解体对中共的冲击、影响和教训至少有二。第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能同时进行，尤其不能期望用政治改革来促进经济改革。第二，政治改革的方向不是西式民主化，而是强化作为政治主体的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也就是巩固执政党、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邓小平的判断是：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并不仅仅是因为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因为那里的共产党政权缺少能力发展经济，使人民满意。或者说，因为那里的共产党缺少统治合法性，被人民推翻了

经过邓小平“南巡”及其背后的政治较量，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南巡”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改革思路。多年争论不休的“市场经济”概念被正式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新概念的确立为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意识形态。

90年代后期，中国也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了和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组织“接轨”，中国修正了一系列内部法律、法规和政策，以符合市场经济的“国际要求”。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1992年之后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平均每年实现了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90年代“小真相”的改革

在政治领域，90年代开始一直没有出现类似80年代那样的“宏大真理”，而是侧重于细节（“小真相”）的改革，而这些改革的意义并不亚于“宏大真理”，构成了邓小平遗产的重要（甚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小真相”的改革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1992年十四大解散了顾问委员会，在正式制度层面解决了老人政治问题。（当然，退休政治人物通过非制度渠道施加政治影响力继续存在。）第二，限任制度的确立，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等领导职位的任职者至多不能超过两届。第三，年龄限制。公务员系统包括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制度牢固建立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局常委这一级，也非正式地形成了“七上八下”的默契，即年龄低于67岁的可以担任或者继续担任常委，而超过67岁的必须退休。第四，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尽管邓小平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确立了“核心”的概念，但同时也强调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

最重要的莫过于“三合一”体制的确立，即党的总书记、党的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由同一人担任，以保障最高权力的集中和政治责任的明确化。在80年代，这三个职位分别由三个不同的人担任，并且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只具有象征性意义。

这种“三驾马车”的体制造成了权力行使的很多问题，充分体现在“天安门事件”过程之中。应当说明的是，“三合一”体制的形成本身是对80年代“党政分开”制度的直接否定，而在局部领域开始走上了“党政一体化”的改革道路。“党政一体化”作为总体改革思路的形成，要等到25年之后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

在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有一项改革可以算得上在“宏大真理”层面，即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法治”改革。之前，官方用语一直是“法制”。十五大之前，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乔石力推“法治”改革。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法制”和“法治”尽管只一字之差，但含义非常不同。前者表明法律是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工具，党政干部经常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后者则表明即使是执政党及其政府也都必须服从法律，无论作为组织还是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