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华生

上周美国庞大的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与中方讨论了贸易不均衡、知识产权、合资技术和合资企业的问题。一如预期，中美首轮贸易谈判“不欢而散”。此次贸易谈判，其实更像是美国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底牌布达会。要求大陆在1年的时间里，把美中贸易逆差削减1000亿美元，并在次年再削减1000亿美元；美国还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向“中国制造2025”计划涉及的先进技术领域提供补贴。

双方在会前已经初步交锋，美国针对中国600亿美元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而中国立即对美进口的农产品加征关税回击；未料美国再加码惩罚大陆5G龙头的中兴通讯，也很可能再拿华为开刀，这比贸易战更严重冲击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未来。

对中兴通讯而言，既有自己的过错，又是中美角力的牺牲者。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处罚，是以中兴在2010至2016年期间，于伊朗因为发展核设施而遭到禁运的时候，在没有领取适当出口许可的情况下，向伊朗出售价值约3200万美元的产品。2016年中兴通讯首次被美国商务部进行处罚，2017年更是被开出了8.9亿美元的罚单。即便中兴认罪，接受罚款，仅因为未及时惩戒参与禁运的员工，就对中兴宣布禁售7年的严惩，几乎直接宣判中兴的死刑。

然而中兴通讯真的有错吗？其实，中国企业向来充分发挥自由贸易精神，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对立问题，显然没有认真看待美国所推动的对伊朗禁运。中国一直在中东有长远的市场机会，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伊朗受到各国严厉武器禁运的时候，中国军工企业却仍然私下持续地对两伊军售赚钱，特别是伊朗因而成为中国军工的大客户。从大陆网络意见多是正面看待此段历史，也长期多为反美的伊朗抱屈，这极可能是此次中兴犯下“伊朗门”的重要背景因素。

然而，近日朝韩峰会圆满落幕，营造了和平的气氛，而“川金会”也即将热闹登场。拥有核武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摇身一变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大热门，而放弃核武发展的伊朗反倒面临川普毁约退出的境遇。更不用说美国长期偏袒自己盟国以色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拥有核武的事实。对中兴这样的大公司来说，涉入“伊朗门”事件的规模并不算大，获利也很有限，但惩罚却很惊人。美国政府为经济制裁、反恐及反避税，法规要求愈来愈严格，美国利用自己在全球最大的科技龙头与市场地位，从而拥有对他国企业强制执行的能力。以银行业来说，各国际性银行都采取扩大法遵规模、成立反洗钱中心或裁撤部分具法遵风险的业务等方式来因应。简而言之，就是法遵成本大为增加。台湾银行在美国的法遵成本居然占营收比率的3成。可见法遵成本已成为美国的另类贸易投资障碍。

中美贸易战一来一往，贸易摩擦的本质也越来越清楚：不再是商品的关税问题，而是中美在争夺全球创新的领导者地位。大陆近年动用国家资源，高科技的发展神速，然而，强大如中兴，在受到美国关键元件禁运之后几乎灭顶，这证明了大陆电子制造主要仅做后端集成，在关键领域仍几乎全部依赖美国元件的困境。而美国打击大陆高科技行业发展的理由也越来越光怪陆离，例如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中兴、华为的手机及通讯设备的贩售，似乎言过其实。事实上2013年曝光的“棱镜门事件”显示，美国才是在全球进行大规模监听的国家，监听的对象不仅仅包含美国的欧洲盟国，如德国、法国，当然也一定会包含视为潜在威胁的中国与俄国。

这一波美中角力，有巩固长期国际经贸地位的意图，也有争夺国际政治经济科技主导权的痕迹。创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长期的经济发展是由破坏性创新所驱动。由于中国始终不愿意臣服于美国的科技霸权，长期以来，即便在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巴统协议）的管制以及1996年签订的《瓦森纳协议》的高科技禁运条件之下，中国大陆仍然坚持走自己独立科技发展的道路。须知高科技封锁战、领导战并不是从今天开始，只要下定决心，其实美国是无法阻止中国自己稳步前进的步伐。

（作者为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