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彬

近期，国台办发布《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推出31项措施，降低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工作及经商限制。这些措施又被民间称为“惠台31条”。它打破民进党在台湾执政以来，两岸互动的僵局。但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鉴于大陆过去对台的经济让利效果不佳，因此认为此次惠台31条恐怕也将重蹈覆辙。

的确，过往经济让利政策效果不佳，恐怕是不争的事实。但在此次的政策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对台政策思维的转变。一是绕过台湾蔡英文政府，选择直接面对台湾民众。事实上，上述31条措施，很多是2014年因为“太阳花运动”阻断的服贸协议内容。上次未能通过两岸政府签署协议落实，这次北京转变策略，直接单边实施，直接面向台湾民众与企业机构。这是大陆在逻辑上的突破之一。第二则是通过上述政策，给予台湾民众“准国民待遇”，试图削弱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身份差别。

在上述两项思维逻辑上的突破中，我更看重于后者的变化。这层变化的产生，显然不仅仅是基于过去大陆对台政策的反思与总结，更为重要的是对“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后的经验与教训。甚至可以据此认为，此番大陆惠台31条，将从事实上宣告原来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计的“一国两制”，将不会再用于解决台湾问题。即使在已经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恐怕也会是“一国”仍在，但“两制”难存。

为何这样说？如果我们回顾“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过程，其实不难发现，本为了削弱内地与香港之间在经济、文化、社会及政治制度上的不同而创设的“两制”，本身存在着致命的软肋。也正是这一个软肋的存在，导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不断遭遇挑战，变成了一个本不应该是“问题”的“香港问题”。

北京在香港回归初期，为了展示北京实施“一国两制”的诚意以及凸显其效果，因此基本上放手让香港政府决定特区诸多事务。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两制”体现最为明显的时期。但自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北京对香港的态度逐渐转变。及至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宣示北京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则宣告“一国两制”的实施，已经彻底转向“一国”。

十几年间，这种政策重心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在于北京终于意识到，“两制”本身存在的软肋，为香港的治理、北京对香港的管治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可以说“两制”在无形之中，不断强化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不同。正是因为“两制”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香港当地人，其在诸多方面与内地并不相同，包括政治制度、文化生态、经济制度等等，因此也不断地强化部分香港人对香港人身份的认同，帮助香港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

尤其是，在政治层面，虽然香港政制并不像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属于民主政体。但长期以来香港受英国管治，并且建立起了良好的法治制度与文化生态，这些都是当下，甚至是未来短时间内，内地所无法企及的。因此，这些因素往往成为香港人抗拒北京干预香港事务的理由，成为香港泛民主派、激进本土主义者及“港独”分子对抗北京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