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他上任以后，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处理得可谓老道：既不像当年克林顿那样，当选伊始，就对中国挥起大棒，在贸易问题上频频制造麻烦，“银河号”事件更是让中国政府难堪至极。随后的台海危机，尤其是南联盟大使馆蒙难，都让中国蒙羞。虽说克林顿在回忆录中，将后者撇清了干系，但是，发生在其任上的三件事件，让中国政府迄今记忆犹新。

如果说，这三件事件，是在克林顿两任任期内分别发生的，而这次如上所述的三个决定，却是特朗普政府在上任后第二年，就连续推出的三大撒手锏，这不能不引发对这个总统所具有的政治谋略和果敢决断的猜测。

卡尔·多伊彻（Karl W．Deutsch）在《国际关系分析》（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把国际冲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笔者以为，也适用于对国际贸易之争的描述，也就是：

一、“打到底的”（bitter-end）冲突与“共存亡的”（joint-survival）冲突。如二战中联合国家和轴心国。

二、“根本性”（fundamental）冲突与“偶然性”（accidental）冲突。

三、“可驾驭的”（manageable）冲突与“不可驾驭的”（unmanageable）冲突。如一战中协约国和同盟国冲突。

考普林认为，正是为了避免上述消极的结果，取得积极的成效，国与国之间讨价还价的手段有：一、说服；二、允诺；三、威胁；四、施惠；五、使用武力。从目前特朗普所祭出的三大杀手锏来看，中国政府只能分别对待。目前，对贸易争端，继在世贸组织内寻求解决外，相信中国政府也准备了一揽子应对措施。目前态势而言，就上述选项，除了第五项外，其他四项都可以为中国所用。

基于上述，中美之间，解决贸易问题，还有上述另外两项问题，如再以霍尔斯蒂（K.J.Holsti）在《国际政治——分析的结构》（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一书中，冲突解决的几种类型：一、回避；二、征服；三、屈服—撤退；四、妥协；五、裁决；六、消极解决。据作者对二战后20年间39起冲突实例分析：其中妥协比例最高。由此可见，中美贸易争端，最终也会是以双方的妥协作为结果。

但是，即便贸易危机可以妥善处理，有关《台湾旅行法》，还有所谓“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问题，依然在考验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和管控危机的能力。在中共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和检验成败的试金石。

《吴子·图国》：“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后造大事。”对特朗普的“三板斧”，我个人认为：特朗普的“夹头”（欲打贸易战）、“揪尾”（擅闯南中国海）、“截其腰”（出台《台湾旅行法》），先就最迫切的贸易入手，然后再在南中国海针锋相对，最后，涉及到台湾问题，有《反分裂国家法》作依据，量它也不敢太离谱。逐层解决，定有成效。

“中国拥有十亿世界上最有才干的人民和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它可以成为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是尼克松在其另一部作品《领导人》中对中国的展望，在当下中国面临一系列挑战的当下，实现上述目标，不仅考验领导人的智慧和远见，更寄托着一个打开中美重新交往大门的美国前总统所寄语的愿望和理想。

作者是中国英光咨询机构  研究员、自由撰稿人

特朗普作为一个以商人当选美国总统的人，就其上任一年多的表现，远非外界所揣测的那样，不是一个谙熟治国理政的单纯“生意人”，而是一个有着敏锐政治嗅觉的“两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