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对话”是指2006年开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9年开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2017年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2017年7月，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场合，美国财长姆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在开场致词时，直接切入了中国的市场准入、政府干预经济及其对美国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和贸易逆差。这场对话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也没有召开记者会。这次对话的不祥之兆，当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因为特朗普访华在即。

2017年12月，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表示，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处于“停滞”状态，并没有重启商谈的计划。2018年3月19日，马尔帕斯再次说“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已经中止（discontinued）”，但事后又出面澄清“中止”之言是口误（misspoke）。

是“口误”吗？不是！特朗普访华回国后宣布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举措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个“口误”恰恰就是不祥之兆。在这次所谓的“口误”场合，马尔帕斯还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感到失望”。这表明：是否举行对话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在战略层面，美国已经改变了对华政策，《台湾旅行法》也是一个重要信号。

美国对“百日计划”的不满使特朗普政府相信，每一届与中国进行过谈判的美国政府都被糊弄了。一些与中国打过交道的前美国官员承认，特朗普政府有充分理由对与中国官员谈判抱着戒心。中国官员懂得如何将他们的谈判对手拖入无休止的讨论中。中国期待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实现政治和经济目标，一旦达到了目标，就有足够的资本与美国较量，甚至“不惜一战”。

美国商界现在也倾向支持更强硬的对华政策。他们认为，中国许多改革只停留在纸面上，实际上政府干预和国企实力在加强，外资待遇减弱。近几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绩欠佳，北京需要用行动而不是言辞来证明自己。

美国建制派精英对中美关系以及经贸关系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在重新衡量对华的战略取向。美国前主管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在美国《外交事务》上撰文感慨，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都失败了。

他们认为，美国一直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接触和威慑来影响中国的进程，但实际结果证明是美国的空想，美国没有能阻止中国试图改变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21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自由化发展似乎停滞，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持续的经济增长似乎证明了国家主导经济的正确性。

上述情况表明：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关系正在动摇，中美关系需要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不可能定位为“新型大国关系”。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2001年撰文指出：“中国和美国却持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战略利益、对立的政治制度，更不存在什么信息共享，军事关系也是可有可无。”

沈大伟的结论是中美关系是“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只是重复了沈大伟十多年前的判断。中国国家主席指出：“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联系“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中美的价值观是对立的，由此衍生出的一切问题，都决定了中美之间只能是战略竞争关系。

战略竞争与合作并存，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对抗。中美关系事实上就是赫鲁晓夫当年讲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两类制度的竞争就是低度冷战，可以让历史来检验，究竟哪一个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方向。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