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的1992年，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并不仅意味着这场战争的结束，或者战后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是历史的终结，标志着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止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化。简单地说，西方自由民主是人类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政体形式，不管哪一个社会最终都会走向这一政体形式。

之前，生活在18至19世纪的黑格尔也提出过“历史终结论”，认为近代基于民族之上的国家形式（即民族国家），是人类历史上可以拥有的最好也是最后的国家形式。跟随黑格尔，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必将替代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的最后社会形式。如同黑格尔和马克思，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并未如其所愿。

福山可能没有意识到，正当他提出“历史终结论”的时候，人类开始向从黑格尔、马克思到20世纪成长起来的所有政体告别，只不过当时这个趋势并没有那么明确罢了。然而，今天随着众多强势政治人物的崛起，普京、特朗普、埃尔多安、莫迪等等，20世纪和21世纪这两个世纪突然断裂开来，人们不得不向20世纪告别。当然，这不是时间概念上的断裂，而是思想和价值层面的断裂。

尽管人们并不认同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终结论”，但从20世纪过来的人总是带着一些那个世纪的理想而进入21世纪的，希望世界会变得（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和（社会）平等。这并不是说，人们都会不切实际地幻想自己的国家变成西方，但人们的确期望自己的社会能够发展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自由和公正。不管各国是否有条件实现这些，或者是否在现实中享有这些，这些都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价值。今天，就连最专制的社会，也不会否认这些自近代以来逐渐发展出来的价值观念。

19世纪，面对当时勃兴的民主政治，两位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和帕累托“反潮流”地提出了“精英政治理论”，对民主政治的前途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们认为，不管什么样的政体（专制独裁、寡头、共和、民主等），所有社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即总是由少数精英统治多数大众。这种精英政治理论不合时宜，被视为是为日后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两位社会学家的理论也自然被人们冷落了。

到了20世纪，民主的社会基础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展，更多的社会群体开始享有选举权。不过，1940年代，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熊彼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提出了“民主精英理论”，也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改变一个社会结构的本质，任何社会永远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社会永远是分化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英与大众的。

熊彼特批评了西方两百年间的主要民主理论，认为它们都是建立在不真实的、规范假设基础之上，都是空想，与事实完全脱节，民主理论更是不知道政治权力的真实来源。他自己提出了一个称之为“民主程序理论”或者“精英竞争式民主理论”，把民主界定为仅仅是产生统治者的一个过程。无论人民参与程度有多大，政治权力始终都在精英阶层中转让。

在精英统治时代，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有三种制度具有普遍性：第一、精英（通过其所控制的国家机器）垄断暴力机器；第二、精英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成为统治社会的“软力量”；第三、法律在统治社会的同时也在调节精英之间的关系。在专制社会，法律仅仅是统治社会的工具，而在民主社会，法律不仅仅是工具，而且立法者本身也服从法律，即“法治”。

在精英统治时代，精英的统治首先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过，所有这些维护精英统治的制度具有扩散效应，利益扩散到不同的社会群体。例如，熊彼特认为，尽管民主只是精英之间竞争的一种制度（技术性）安排，但正因为精英之间的竞争，社会获得了选择的机会，也即参与政治的机会。

政治强人靠民粹主义上台

不过，进入21世纪以来，所有的情况都远远超出了这些20世纪理论家的预测。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代，西方与东方、民主与专制、自由与不自由等区分都是意识形态的结果。21世纪这些区分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出现政治上的趋同现象，至少就实践来说。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不管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是西方还是东方，强势政治人物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并且他们所依靠的都是民粹主义。

所谓的民粹主义是和传统精英主义相对的，精英主义表现形式就是精英之间就统治社会达成共识，精英按照精英之间所达成的规则来统治，而民粹主义则表明统治阶层的一些精英“背叛”了本阶层的利益，直接诉诸于民众。

不过，民粹主义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基础。在土耳其，民粹主要表现对宗教和传统帝国精神的复兴；在印度，主要表现在解放种姓制度和对外的民族主义；在俄罗斯，主要表现为传统帝国精神和对外民族主义；在美国，主要表现为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复兴。民粹主义的基础可以发生变化，取决于各国政治人物需要开发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