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像桑德斯所主张的那样，设法通过普及高等教育来改善低教育群体的地位。那么根据主持美国SAT（美国高考）的高校董事会调查，至多只有三分之一美国高中生具有以成绩“良”完成大学学业的能力。对于智商不超过90的8000多万美国人而言，这更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

更糟糕的是教育竞争的强化，加剧教育水平与金钱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从婴幼时代的早期教育，到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无不与父母财富收入密切相关。再加上教育水平与婚姻稳定和健康习惯等社会行为高度相关，以及无可争议的智力遗传因素，使得欧美社会的智力分化不仅日益明显，而且成为代际传承现象。

我的观察便是西方民粹主义的高涨，很大程度代表了“笨人阶级”造反，是他们对知识精英控制上层社会，并以此世代占据优势地位的反抗。除了特朗普总统的低教育草根，另一个有力证据，便是《经济学人》周刊新近纪念“唯才原则”正式亮相60周年，指出英国75%的低教育人口支持脱欧，而同样比率的大学毕业生支持留在欧洲。

“笨人阶级”造反能取得何种成就，难以乐观。说到底，高智商精英日益掌控现代社会，是难以改变的事实。而“笨人阶级”的领袖，也都是别有居心的精英分子。但是这毕竟是通过民主制度的诉求，难以触发暴力革命。

对比中国名牌大学校园里农村和寒门子弟比率不断下降，以及其他社会上升渠道阻塞所引起的社会分化，最后通过何种方式宣泄，恐怕更令人担心。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