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许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清廉。今天的干部素质并不见得比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差，但他们面临庞大得多的诱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和金钱结合，不仅造成贫富两级分化，也催生了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共反腐的勇气、决心、力度和成就都值得称赞，但揭露出来的腐败，其深度和广度触目惊心，不能不引人深思。混合体制造成的滥权和滥钱的夹击，很少有人能够抵挡，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受到抑制。腐败及其造成的社会不公引起普遍不满，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国家在“维稳”的巨大投入（已超过军费开支），大大压缩了社会发展的空间。如近年来司空见惯的，在社交媒体和日益发达的通讯和交通网络条件下，自发的社会团体和活动不断涌现，而政府则不断地限制、引导或粉碎它们，视之为不稳定的因素。

严密的控制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程度低，个人也无法充分全面发展，这和马克思原来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正相反：被压制的“公民社会”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而且从根本上讲，高压下的社会是不稳定的，也影响民间的创新能力。历史上所有富于创新能力的社会，都有相当的结社自由和密集的社会组织网络。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社会活力不够。苏联、南斯拉夫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是，一旦高压不再，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即刻浮出表面，造成大面积、长时期的社会动荡、民族宗教冲突和国家分裂。政治高压和社会矛盾积累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党国主义体制下，人民有可能受益——如果执政党真正实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话；但这至今尚未有可靠制度保障，因而也常常走向反面，如苏联，成为特权阶层的天堂或腐败的大温床。说到底，民主是绕不过的坎。民主的议题就是社会问题的议题。中共也常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却少有具体行动，因为具体到每一个干部，都希望自己的权力越大越好，都希望为民做主而不是被民做主。一旦他们不为人民谋幸福，转而为自己谋幸福，甚至骑在人民头上做老爷，人民也拿他们没办法。

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

中国有一种从文革时就流行的观点：西方民主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烟幕，维护的是资产阶级法权，因而是虚伪的。不错，西式选举民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很容易为金钱和利益集团所操纵，而且决策和执行力都跟不上快速变化的时代，但它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波兰尼（Polanyi Karoly）指出的，现代民主是社会对资本的反抗和制约，是用选票来抗衡金钱的政治壮举，而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废除奴隶制、八小时工作日、结社罢工的自由、义务教育、民权和人权保障、福利国家等。这些都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因为它们关心的是社会议题，与资本发展的逻辑毫不相关。正是在民主政治的制约下，资本主义才没有发生马克思预测的、由社会两极分化、中间清空造成的大革命态势，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往往比社会主义国家还多。

但这种民主政治是以主权国家为前提的。在全球化下，资本已经逃脱主权国家的羁绊，因而也逃脱了与之抗衡的民主力量而在世界范围内肆虐。这才是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而社会对资本的反抗则是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有点潮”的真正原因。

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以社会为中心，社会的逻辑——既不是市场逻辑也不是权力逻辑——占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的预想中，不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会被推翻，国家最终也要消亡，剩下的只有社会，政治和经济都要服从社会需要。以这样的社会为中心来构织个人、政治和经济生活，才能使社会的功能、个人的身心和才干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世界各地那些造成“社会主义有点潮”的民众，要求节制资本、解决民生问题，但绝不希望一个政府来管他们怎么讲话、如何思想、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些在一个健康而发达的社会里，人民自己会处理得很好的。人民应该生活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中，而不应该在国家的包办下。

因此，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形态，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但这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迄今为止基本是个空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必不可少的；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党的领导除了要用来追求国家主义的目标（例如民族复兴、强国强军之类），也必须用来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即社会建设）。过分追求国家主义的目标也会损害社会主义的目标。

中国的社科界应当大力研究健康社会成长的条件和政策选项，如民主参与的方式方法、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产生和发展的机制、自治自律的制度选择和创新、防治犯罪的途径、如何使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而不是资本的需要，以及如何利用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逐渐趋向于零的生产成本和日益发达的各种网络来为社会建设服务。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