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国际撤退留下的空间

一个大国之所以被视为大国，不仅仅是因为其各方面的实力（包括经济、军事等方面），更是因为其有强大的意愿提供区域和国际公共品。区域和国际秩序本身就是公共品，而大国必须比小国提供更多的公共品。

历史地看，并非每一个大国愿意做这样的大国，即使有能力，也未必有意愿提供这种公共品。例如一战之前的美国并没有这种意愿，而数千年的中华帝国尽管强大，但根本没有发展出这种秩序概念。这也就是今天各国密切关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的原因，因为中国被视为是唯一有可能替代美国，提供国际公共品的国家。

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出现，那么是否会出现权力多极的现象？这些权力极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它们之间是否可以和平共处，还是群雄争霸？历史地看，尽管也有很多时期存在各个帝国并存的情况，各帝国内部维持着秩序，但帝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争霸）也是不断的。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之后，更是战争连绵不断，尤其是一战和二战，直到一个有效的国际秩序的出现。

美国减少对国际社会的安全承诺，还不至于产生即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人们相信美国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还仍然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只要美国的军事仍然是最强大的，美国的军事威慑力仍在。而美国在国际社会的经济撤退则可能是致命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经济利益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军事安全卷入的基础。也就是说，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卷入、当“国际警察”，并非来自美国的“国际主义”道德，而是来自于其所获取的巨大经济利益。那么，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美国的经济利益，那么美国还会继续当这个区域的警察吗？

这个趋势是更多国家所担忧的。美国会不会再次走向国际孤立主义？美国是有这个传统的。1890年代，尽管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但其并无意愿卷入世界事务。美国地大物博，有足够的条件再次实行孤立主义。用美国一些提倡孤立主义政策者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活得好好的。

今天的美国一方面进行国际撤退，另一方面加速开发国内能源、吸引美国资本回国、再工业化等等，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走向一种新型的孤立主义呢？

除了上述这些不确定性外，还有两个同样重要的不确定性。第一，美国的国际撤退是临时现象，还是长期趋势？一些人认为美国没有衰落，仍然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今天美国的国际撤退主义完全是特朗普个人的“错误”决策，因此是暂时的，等特朗普时代结束了，美国会回归正常国家。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是美国衰落的必然结果，国家的兴衰犹如潮起潮落。不过，一个比较符合经验的观察是，美国的确在相对衰落，但衰落既是美国所不愿的，更是长期的。

这又引向另外一个不确定性，即美国的相对衰落会不会导向战争。这就是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讨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命题，或者“修昔底德陷阱”。一个衰落中的大国恐惧于另一个国家的崛起，这个深陷恐惧的大国，要在另一个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来遏制甚至消灭它，因此发生了战争。

这个不确定性远远甚于其他所有的不确定性，因为历史上毕竟曾多次发生过。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的计算，从1500年以来，一共有16次所谓的权力转移（从现存大国转移到另一个新兴大国），但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没有发生战争。

今天人们可以观察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衰落，更不愿去寻找自己衰落的原因，而是把衰落归于其他国家的崛起，即中国。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中国的确崛起了，看到了中国继续崛起和成为世界强国的决心。

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自己和平崛起的国际话语，各种政策目标，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再到“新型大国关系”，其内核就是和平。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领导层更是明确提出了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命题。

但美国和西方似乎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在过去短短两百年间通过“暴发户”式崛起的西方，显然很难接受一个被西方打得落花流水的中国，再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崛起了。

看来，今天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衰败、分化、重组的过程，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巨大风险的时代。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