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在未来遇到的挑战仍然存在，有的挑战可能还会因为各种新旧矛盾的积累而变更加尖锐。这些挑战包括产能过剩的反弹、金融风险的把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失衡、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环境污染与自然资源的破坏与修复、留守儿童大量失孤与青少年犯罪、大城市病的频频爆发和农村空心化的加剧……所有这些，都让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前景。中共准备怎样应对这些矛盾，将决定它在“十九大”上将要选择的政治取向。

其实，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共的治国之路并不平坦。但它在面对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时，面对着复杂、剧烈、深刻的社会变革时，以及面对动荡不安瞬息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时，仍始终能够保持国家基本的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从中体现的基本有效的社会管理能力与习中央继任之初就下大决心全面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有关。

既然这种社会管理管控水平已经证明行之有效，中共“十九大”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行之有效的应对和处理矛盾印证的是中共的自信，而自信的政治含义只能是对国家权威的更紧密的依靠、对战略定力的更加自信。

最后一个决定中共“十九大”政治取向的就是中国多数公众对这个执政党的政绩评价和对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在这方面，中国各阶层公众的诉求多种多样。解决了生活需求的中产阶层对精神政治层面的诉求（包括对公权力的监督）相对集中，而其他阶层则常常感到生活需求上有压力，尽管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但国家出台的各种住房、医疗、就业等优惠政策又使他们抱有改变命运的希望。

而不论是处于哪一个层面哪一个群体，中国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社会不能生乱更不能生战。不把命运寄托于来世、而寄望于现世的中国人自然会非常重视社会稳定，並以这样的文化底蕴和人生视角来看待政治。这就为“十九大”的政治取向提供了广泛的公众基础。中共认为，老百姓寄希望于它的就是在继续砥砺奋进的同时，能夠行稳致远，把更多的财力物力和注意力倾注于民生，保证公众的安居乐业和小康愿望。而这一切的前提要以国家权威为保障。

以国家权威主义促进发展，继而再惠泽众生。这种雷霆雨露式的社会管控方式很有传统文化的色彩，也很符合中国多数公众的精神心态。但一些学者还是对此表示了置疑，认为这与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存在差距。而中国公众的乐观情绪与他们对国家财富支配的知情权要求偏低有关。当一些有官方背景的人很谨慎地提出中国可能会在2025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表时，遇到了学界的反驳。这种反驳主要基于这样的观点，即“中等收入陷阱”並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经济快速发展后各类新旧社会矛盾久积而成的胶着混沌状态，是一种需要通过全面改革才可能跨越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系统。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完成工业化的根本标志，跨超与否如同实现工业化的毕业考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只有为数十分有限的几个国家通过了这场考试，中国能否在未来不到十年的时间完成这种历史性的跨越，人们在屏气观察。悲观者甚至担心中国在实现“全面小康”的2021年之后会进入一种繁荣掩饰下的多事之秋，即所谓的“繁荣的危险期”。

通过上述多方位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这样判断，今后中国的发展不管有多少困难和波折，中共“十九大”一定会是一次坚定地高擎国家权威主义旗帜的大会。中共将在这面旗帜下用更权威、更自信、更执着的力量去强力推动它所制定“两个百年”计划，去义无反顾地实现一个又一个惊世骇俗的发展目标：从百姓到国家，从中国到世界，从陆地到海洋到月球到太空……

（作者为中国时政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