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源远流长。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37年间共访华33次，见证了中国不凡的改革开放历程。如今，中国已进入“新四大发明”（高速铁路、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时代，总理李显龙再次访华，想必别有一番体验。

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惊叹于其非凡的建设成就。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1992年，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表示：我们要向新加坡学习，而且要做得比他们更好。

自此，中国展开了大规模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历程。新加坡因此成为中国官员最重要的海外培训地之一，其中以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和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等机构所提供的培训项目最为知名。至今，已有约5万名中国领导干部到新加坡参加过学习或培训。不过，近年来赴新学习的中国官员人数已在逐渐下降。

近来，李显龙总理公开赞赏中国已在“无现金社会”领域捷足先登，并自嘲新加坡似乎落后得有点像“乡巴佬”了。虽然大家都明白，这只是一向忧患意识极强，且不甘落后的新加坡的一种自我鞭策而已；不过，这其中也的确折射出些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意味。

据世界银行统计，1990年中新两国建交之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到新加坡的10倍，而如今则已接近40倍。时至今日，中国这名曾经的“学生”早已羽翼丰满，并贵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新之间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难免会导致两者间角色定位的悄然变化，如今两国似乎正通过分享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经验与挑战，相互学习、互相借鉴。

一方面，中国应该戒骄戒躁，继续谦虚谨慎地向新加坡学习。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新加坡的很多国家治理实践与中国的相关性更高，依然是中国“理想的榜样”。如今，中国向新加坡学习的重点不仅包括经济建设，更看重社会治理，其中新加坡先进的城市规划与环境治理、住房与社保体系、国企管理、预防腐败与制度建设等方面，最具借鉴意义。

笔者在新加坡留学期间最显著的感受，就是新加坡融会贯通东西方的语言和文化优势。新加坡善于将西方先进的理念、制度和科技，与东方智慧、文化和传统相结合，作出适合自身国情的独特的本土化安排，例如以法治为基础的亚洲价值观，就值得中国参考。

另一方面，虽然短期内新加坡大众可能因长久以来的“优越感”，而对于转而向曾经落后的中国学习不以为然。不过，新加坡的治国精英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向快速创新发展的中国取经的紧迫性，尤其是在具“中国式创新”的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方面。此外，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年轻人追捧并积极参与中国综艺节目，也是一大可喜的变化。

新加坡地小人寡、市场狭小，因此在商业和科技创新方面，资源和动力均显得后劲不足；同时其历史较短、文化底蕴不够厚重，因此在文艺创作方面，尤显得捉襟见肘。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创造创新的势头正劲，值得文化相近的新加坡学习与合作。

想当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曾自谦地调侃邓小平：“你们完全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因为我们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后代。你们有学者，有科学家，有专家。你们将比我们做得更好。”当时邓小平并没有回复，而中国如今似乎正用自身的发展成就作为回应。不过，大家仍须谨记：善于学习，是一种智慧和才干；而不耻下问，更是一种修养和美德。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的中国籍独立时评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校友

时至今日，中国这名曾经的“学生”早已羽翼丰满，并贵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新之间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难免会导致两者间角色定位的悄然变化，如今两国似乎正通过分享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经验与挑战，相互学习、互相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