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印度基于地缘环境,一直把高踞青藏高原上的西藏地区,当作突入其国内平原地区的缓冲地带,而视为自己的“后院”,不仅在西藏驻有军事人员,而且还鼓动受其控制的国家也随它驻扎西藏。
这种情况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因陷于内战泥潭无暇顾及。但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解放军入藏以后,这种情况不被中共所接受,印度及其追随国家,陆续撤回有关人员。
这样一来,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当政者,就要在领土上向中国要筹码,“麦克马洪线”就是其所谓的“依据”;加上达赖喇嘛一直有“大藏区”的情结,也要求青海、四川等纳入“大藏区”范围,这无疑给那些想蚕食中国领土的势力,找到“古今中外”的理由和借口。
《华盛顿明星报》1949年10月13日发表社论说:“如果西藏落入红色中国之手……印度将面临共产党侵略军沿北部边界直捬其项背的前景,而在他们的道路上没有缓冲地区。这一地区位置可能引诱毛泽东进一步扩张,或对印度人实行破坏性的压力”。
10月28日,印度政府致中国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企图阻止中国政府对西藏行使国家主权。照会说:“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认为是可悲的。”
10月30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发表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印度政府所认为可悲叹的观点,不得不认为这是受了与中国政府敌对的外国势力的影响,而表示深切的遗憾。
当然,印度在表达“遗憾”的同时,也不忘和新中国打交道。1954年4月26日,两国在北京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日,双方换文,规定了撤退印度在西藏地方的武装部队等问题。
5月20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西藏地方政府致电毛泽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等协议。
关于达赖的情况,彼时的中共领导人是有预感的。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就说:“佛菩萨死了2500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大闹其事,要把我们赶走”。关于外国势力借机干涉,“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让他们先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
后来达赖去了印度,中国政府还授权他给印度捐物。1957年1月12日,达赖喇嘛在印度那烂陀代表中国政府,把玄奘顶骨一份和玄奘遗著1335卷,以及积沙藏佛经一部捐赠给印度政府。
1959年3月10日,达赖被“挟持”,但他和当时给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三份亲笔信,待其被“裹挟”到印度后,亲口承认是其亲自书写,并承认不愿和中央对抗是其本意。3月30日,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叛乱发表干涉中国内政的讲话,并且接见了参与叛乱的“西藏代表团”。4月24日,尼赫鲁在记者会上说,达赖喇嘛告诉他,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是真的。
5月10日,印度人民社会党召开所谓的“各党派西藏会议”,要求印度政府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5月30日至31日,在印度人民社会党导演下,“全印西藏会议”通过决议,“抗议”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并向流亡的藏人散发“公报”。
中印纠纷短期内无法化解
1959年达赖出逃后,印军就蠢蠢欲动,越境到达中国塔马顿、朗久和兼则马尼地区。为此,9月8日,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给尼赫鲁,希望他和印度政府采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也就是说,自1959年,印度就开始入境中国,而中国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延至1962年才打响,并一举摧毁其苦心经营多年的据点堡垒等。
9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说明英国当年炮制的“麦克马洪线”,及其对印度当局的影响和幻想纳入其领土的图谋。1962年10月22日,中印战争打响,仅仅20来天,中国军队就俘获印军927名,包括一名准将、七名校官和九名尉官。
虽然边境之战以中国压制印度的图谋告终,但印度利用其机场位置的优势,持续对中国采取入侵侦查的方式突入境内。1963年四季度,就有42架次突入中国领空,其停火而不停侦查的用意明显。
时光过去了整整55年,当前的印度,和1962年的印度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对那场有失败之名,却攫取了胜利之实的这个大象之国,依然念念不忘的是,中国军队羞辱了他们。不仅在鲸吞中国领土上依然不遗余力,而且早在上世纪就觊觎中国西藏地区的情结,依然存在。
可以说,这是一种受害者心理加上蚕食者行为的双重作用,导致他们借中国当年的“聚精会神抓四化”,而今的“一心一意搞建设”在背后捅了一刀。这种情况,就像有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也是中国长期轻视的结果。
当然,如果重温一下当年的中印之战,中国足足准备了三年,才抓住古巴导弹危机之时,一举扭转了步步为营的态势,彻底改变了战局,并让印度军队蒙羞了55年。而今,即便印度象想要翻身,中国如果做好准备,抓紧备战,再来一次“清缴”行动,并再次维系边疆的长治久安,也并非不可能。
当然,过去的中印之战,而今的中印之争,都还涉及达赖的问题。1984年11月30日,时任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在接见达赖派出的三人代表团时,重申中央对其政策,也传达了中国高层的善意。达赖后来声明: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他个人的地位和权力。他还认为,过去的历史事件不应成为未来的障碍。
中印目前还在对峙,当年的对峙,中国也是忍辱负重达四年之久,如果加上国民党时期,可以说达多年之久;抓住了美苏古巴导弹危机的时机,将蚕食中国领土的印军赶了出去,但没有维护好胜利成果。而今,国际环境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当印度象再次蠢蠢欲动时,中国依然是韬光养晦,还是果断出手,请读者们重温以上历史史实后,自己判断吧。
作者是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