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全球化所导致的巨大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中产阶级的困境等问题，是今天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崛起的经济根源，而内部的民粹主义往往表现为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为今天的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曾实　广州报道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中国是目前少数继续大力推动全球化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在推进全球化的同时，也在努力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比如社会公平、贫富差距等。

郑永年星期六在广州举行的2017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国际会议上发表题为“全球化及其社会治理的中国模式”的演说时指出，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在这一过程中，财富流向了社会上少数人，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他们应当享有的财富，有些社会群体更成为了受害者。

他说，全球化所导致的巨大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中产阶级的困境等问题，是今天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崛起的经济根源，而内部的民粹主义往往表现为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内政和外交都造成了巨大影响，为今天的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也不能避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郑永年说，尽管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今天中国也面临着社会分化和收入差异，社会的不公平既制约着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会影响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

“所以中国内部的民粹主义情绪也是十分高涨的”，郑永年说，在民粹主义这一问题上，世界各国之间的差异不在于是否存在民粹主义，而是国家的政治人物是否去动员民粹主义，在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无论是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反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都会无济于事，全球化势不可挡，也是创造财富的有效机制。

郑永年说，无论是在去年的G20峰会上，还是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以及“一带一路”国际会议上，中国领导层都传达出了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强大信号。

在推进全球化的同时，中国也在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中共十八大上确立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十三五”规划中更是将扶贫工作放在突出位置，目标是每年在农村地区减贫100万。全国性的扶贫运动正在中国大力开展，地方官员承担着扶贫责任，帮扶对象是否脱贫，是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部分。

郑永年称，尽管这场扶贫运动也面临一些问题，但其对社会公平的关切符合这个时代的需要，同时，中国近年来加紧了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在全球经济仍然低迷的今天，中国仍然取得了中速经济增长，这既为国内的深化改革、实现社会公平创造了条件，也让中国继续承担着稳定国际经济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