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产生以来，社会分成不同的阶级（或阶层），被视为一种自然现象。诚如马克思所说，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历史。在不同文明，不同历史阶段，阶级的基础可以是不同的。在传统社会，这些因素包括宗教、宗族、种族、种姓、教育水平等，无奇不有，构成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和中国由士、农、工、商构成的“四民”。不过，近代以来，经济结构在塑造社会结构过程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经济结构基本上决定了社会结构。

尽管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在事实上人人平等，但平等作为一种理想或心理一直存在着，并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扮演动力作用。历史上所发生的很多社会底层反抗上层的革命或造反，都和人类平等的理念相关。不管是造反，还是革命，目标都是夺取国家政权，因为国家政权是争取利益和维护利益的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手段。

马克思说，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代理人”，这一观点一针见血。就理论来说，马克思所设想的实现平等社会的手段是最为激进的，即消灭私有制。不过，要从经济结构或从社会结构上消除阶级，已经证明不可能。苏联东欧式的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革命，已经证明不可行。

既然消灭私有制不可行，人们的焦点转向了国家政权。这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国家政权（或政府）在实现社会平等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政府既可以是既得利益的工具，也可以是限制既得利益促进社会平等的工具。欧洲社会主义延伸出两种国家观：一种是保守主义的或右派国家观，认为政府的作用不是促成结果的平等，而是机会平等；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或左派国家观，即强调结果的平等。

一般来说，左派强调福利国家，通过政府的税收政策来实现社会平等，右派则强调国家在提供平等机会过程中的作用。在政策层面，这两种方法出现很多趋同，很多政策双方都是认同的，例如有关福利、教育、累积税、遗产税、房产税等，因为这些都是可以增进阶级平等的。

除了一些极端的观点，双方的分歧不在于“是不是需要这些”，而只是这些政策的“度”的问题。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左派，西方总体上承认社会结构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而政府只是扮演一种“修正”或“改善”的角色。

政治权力决定中国社会结构

和西方相比较，在中国，决定社会结构最主要的要素是政治权力而非经济结构。历史上，皇权在决定社会阶级过程中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秦王朝建立之前的封建社会存在着贵族阶层，处于一种分权状态，形成分散性的社会结构。秦始皇革命之后，就朝着集权式皇权社会发展，但至唐朝，仍然存在不同形式的贵族阶层。

唐朝之后，皇权体制得到完善，皇权主导社会阶层。尽管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阶层早就存在，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这些阶层似乎被永久化。尽管这些阶层之间是可以流动的，但这些阶层被固定化，直到清朝的终结。

除了这四个被视为“主流”的社会阶层，还存在其他不同的阶层，人数并不少。实际上，士、农、工、商之外的阶层在成长起来后，往往成为革命或造反的主力。这些边缘阶层包括各种宗教力量、秘密社会、流民（寇）等，他们不是自己起来造反，就是和失意的主流力量（例如秀才）联合起来造反。不过，不管怎样的造反或革命，都没能改变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因为造反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这个结构，而是要获得进入特权阶层的机会。

近代以来，革命的动机和背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基于传统社会结构之上的传统国家被西方近代国家彻底打败了。因为传统社会结构不再能够支撑起一个现代国家，或者说建立不了一个新国家，各种政治力量都试图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

在各种政治力量中，中国共产党最为激进，其革命的目标简单明了，就是“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把传统上的两个被统治阶层——工人阶级（即传统意义上的“工”）和农民阶级（即传统意义上的“农”），确立为统治阶级（即“领导阶级”），把另外两个传统统治阶级——官僚阶级（即传统意义上的“士”）和商人阶级（即传统上事实是统治阶级一部分的“商”），降为被统治阶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政治工具，“阶级斗争”变得不可避免。“阶级斗争”是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在夺取政权之后被随心所欲地使用，表现在各个社会运动中，包括“四清”“土改”“文化大革命”等。如果说在“四清”和“土改”等早期的运动中，“谁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的界定仍然考量到经济背景，那后期到了“文化大革命”便成为简单的政治定义，而毫无客观成分。这就不难理解，即使是一家人（如父与子、兄弟姐妹）可以被鉴定为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

尽管政治可以重新定义阶层，但却改变不了社会阶层的等级性。因为社会经济的低度发展，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的确大大缩小，国家呈现出后来被邓小平称为“贫穷社会主义”的现象。不过，“贫穷社会主义”并不在任何意义上说社会的各个阶层是平等的；相反，“贫穷”之下隐含着巨大的不平等。

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僚阶层问题，也就是“特权阶层”问题。特权阶层的形成一直是毛泽东要防止的政治现象。革命之后，一旦当新政权确立，官僚阶层的常态化成为必然，并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当时东欧学者吉拉斯的著作《新阶级》在共产主义阵营包括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本书论证了即使在共产主义政权之下，也不可避免产生阶级分化。这种担心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其中一个理论背景。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希望通过“继续革命”，来防止官僚阶层的形成。

第二，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阶级分化。为了推进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政府采用的是牺牲农民利益实现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方法。为此，在历史上首次通过行政手段实行“户口制度”，即把农村和城市分离开来，把农民和城市居民分离开来。道理很简单，只有通过这种分离，才能实现快速工业化。

尽管城乡分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分化，但这种分化比任何阶层分化都严重得多。中国社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能力纠正这种分化。尽管户口制度改革已经多年，但困难重重，城市居民整体作为既得利益，时刻在阻碍着城乡一体化。

应当指出的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所实行的计划经济是比较分散化的，而不是像当时的苏联那样高度集中化。这种分散化意味着社会阶层在各个地区是不一样的，尽管总体结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