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完美可谓彼此矛盾的两个方面：但凡理性的人，一般不会相信尽善尽美的存在，并愿意坦然接受事物的不完美。但德国人似乎集这个矛盾体于一身：一方面具有悠久的理性传统，可凡事却又相当的精益求精，追求极致。完美一旦遭到破坏或出现瑕疵，他们便容易开始抱怨和责怪。

7月7日至8日，德国政府委托汉堡举办了二十国集团（G20）首脑会议。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之前，以往的经验和最新的信息都表明，本次峰会将成为街头抗议的热点。本来，民主社会发生示威抗议是见怪不怪的事，可准备了那么久、又投入如此之多的汉堡峰会，最后却被前所未有的街头暴力搞得一片狼藉，还是有些出人预料的。

在峰会之后的争论中，各党派本能地进入竞选状态，互相撕咬开来：汉堡州议会的在野党基民盟（CDU）不顾本党联邦主席默克尔是峰会东道主的事实，指责具体落实峰会事宜的社民党（SPD）市长乌拉夫·邵尔兹（Olaf Scholz）严重失职，未能兑现安全保证，要求其引咎辞职。

而本届联邦政府中参与执政的社民党此时却像在野党一样，把峰会期间出现街头乱象的责任，推委给基民盟管辖的联邦内政部，并认为这类活动劳民伤财，还不如将其放到联合国的框架内去举行；默克尔本来可以把这次峰会当作今年9月大选前自己的一个外交政绩来宣传的，如今反倒成为反对党攻击的口实。

一时间，媒体舆论和街头巷尾怨声载道，甚至连举行G20最起码的意义都受到了质疑。其中涉及最多的问题是：在极左势力强大的汉堡举行峰会是否合适？汉堡地方当局对极端左翼常年以来是否过于宽容？G20这样的平台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联合国是否是讨论全球问题更恰当的地方？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将只关注与后两个问题相关的话题。

G20 的全称是“二十个最重要工业和新兴国家集团”，由“七国集团”（美、英、法、德、意、日、加）、“金砖五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七个重要经济体（澳大利亚、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沙特和阿根廷）以及欧盟组成。

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基于三个因素：首先是它应对危机的效率，这点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拯救了处于崩溃边缘的世界经济。其次，联合国虽然拥有更多的成员，但G20代表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世界贸易的75%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5%。也就是说，如果G20内部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也就意味着该问题的一大部分可以得到解决。

最后，G20一年一度的峰会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双边和多边外交平台，与会国新老元首可以借此平台直面接触，有利于彼此增进了解，培养友谊。同时，这个平台还提供了一个横向的广角，这是发现问题之根源以及确保政策之关联性的一个重要前提。

但是，G20的上述优势和强项，并不能掩盖其瓶颈和短板之处：由于这个平台的非正式性，所以在此产生的任何文件对成员国不具有约束力，是否执行完全看每个国家的“善意”和“自觉”，不存在监督执行的机制，对集团外的国家更是如此。因此，G20的“最后声明”中多含诸如“与会者达成共识”“各方取得谅解”“致力于”等委婉性的表述。这是该机制最大的先天不足。

此外，G20内缺乏穷国和中小国的代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旧富新贵”俱乐部，被某些舆论称为“拼凑起来的精英”和“专制行为者”。所以，它在解决全球问题时，是否能做到真正接地气和维护穷国以及中小国的利益，是个很大的问号。还有，G20不是世外桃源，其成员国同时也是联合国的主要成员国（特别是五大常任理事国），它们在联合国如果不能有效配合，又有什么理由会在这里通力合作呢？这个不确定性也是许多人质疑这个平台的原因之一。

与联合国一样，G20成员国之间同样存在不少分歧和争端，譬如，金融和银行领域的管理改革、税务和货币政策协调、贸易不平衡等方面。这就要求大家秉持“合作优于自决、速效优于微效、合理优于合情”的态度，来协调自身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

所有这些，做起来比说起来难的多，特别是当集体利益尚未受到威胁的时候，各方很难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因此，在有些人眼里，G20仅是应急机制，可以共赴危难，却无法在常态下担当长久治理的重任。

尽管如此，G20并非是有些媒体讥讽的“纸老虎”，它毕竟为稳定金融市场和促进经济方面做出过不小的贡献，避免了世界经济的大幅度滑坡和全球性危机。它致力于建立新的金融体系，以确保货币的正常流通，防范危机重演。因此也有人将其称作“后备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 in reserve），它的作用似乎与危机大小成正比：危机越大，作用越大。

譬如，2007年至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期间，G20商定的一系列措施在各国内（特别是欧盟和美国）得以贯彻：美国政府批准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改造了金融监督体制，加强了对冲基金的管理和监控，明确哪些是“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银行，对证劵和评级机构做出严格规定。

在G20的建议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了资金；“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被升级为“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G20在2010年首尔峰会上提出的增加本金储备额建议，最后也得到落实，诞生了“巴塞尔金融协议III”。

此外，它还提出许多本来属于各国主权范围的课题（如货币政策、兑换汇率和债务水平），以此为宏观经济的长远性管理创造条件。只是在外贸以及预算平衡等方面，G20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原因是这些问题深深扎根于各经济大国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理念中，一旦涉及，很容易被这些国家解读为对主权的干涉。

在过去数年中，G20还拓展财金领域之外的全球性问题（如全球气候、能源政策、国际贸易、劳务市场政策、食品安全或发展合作等），但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立场。未来是否继续如此，目前还不得而知。

总之，G20之所以有相当的凝聚力，并成为联合国之外的一个行之有效和被普遍认可的平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它和联合国的功能和侧重点不同，具有互补性；第二，G20的文件没有约束力，与会者不必担心被决议套牢，因此反而更容易畅所欲言从容磋商；第三，除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外，G20的其他与会者在联合国组织（UNO）中均不拥有一票否决权，所以更愿意在另外一个能体现自己实力的平台商议国际大事；第四，G20已具备某种品牌效应，进入这个“旧富新贵”俱乐部是一种地位和实力的象征。

从规模上看，G20与G7相比，扩大了差不多三倍，成分更加多元，这无疑是个进步；较之联合国，它却依然是一个很小的俱乐部，但效益似乎更好。我们当然不能指望G20能包治百病，却也不应该轻易放弃它在可能的条件下，会让世界变得相对公平的希望。

客观地说，在全球治理过程中，G20即是解决问题的一把利器，同时它本身又是问题的一部分。它的成员国来历和背景相当复杂：既有昔日老牌殖民宗主国，也有当年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和被奴役的殖民国；既有以意识形态为主的东西冲突中的主要对手，也有全球化时代以穷富论别的南北诸国。不管你是否喜欢和承认G20，其形成和发展足以反映世界力量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重组。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在过去数年中，G20还拓展财金领域之外的全球性问题（如全球气候、能源政策、国际贸易、劳务市场政策、食品安全或发展合作等），但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立场。未来是否继续如此，目前还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