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天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首次举行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结束，有的认为双方确认开展经济合作一年计划值得期待，有的则认为缺乏实质性进展，还有的认为美国可能会因为在经济问题上得不到让步，会在朝鲜、台湾等战略问题上向中国施压。

哪种评价更加准确或经得起时间考验，现在判断为时尚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国家利益定义上，已经日益明显以经济利益为导向。这与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定义，过度以战略军事为导向有很大不同。如果这种转型持续，将对东亚地区的安全带来深远影响。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国家利益，并非天然以战略军事为基础，而是很长时间以经济利益为基础。战后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美国不断宣称在东亚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压倒性存在是与生俱来，包括本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基本上已经内化了这种认知。

然而，上述固有认知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即美国从本质上来说是东亚地区的域外国家。在地理上，美国本土距离东亚遥远；在历史上，美国与东亚的实质性交流仅始于19世纪后半期；在文化上，双方的相通之处，并不比东亚国家之间多。

如果我们从历史和以域外大国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在东亚的利益的话，其国家利益来源于经济利益。这与英国的情况相似，英国作为一个遥远的域外国家，最初在亚洲的利益主要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之后为了保护其在遥远的亚洲的经济利益，而使用军事战略手段，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发现通过兵力投射的方式保护遥远地区经济利益的成本昂贵，在上世纪60年代，英国宣布撤出从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军事存在。这样的战略后退，事实证明并没有让英国的海外经济利益受损多少。

东亚的美国军事存在 不符时代需要

 

同样，作为域外国家，美国在东亚的国家利益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二战后，美国才开始向本地区投射大量兵力，确保国家利益。在冷战中，美国的军事存在，最大的作用在于让东亚盟国安心，而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开始认为其在东亚的大量军事存在，是其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最好保障。

这样的认知在冷战的特殊环境里有说服力。所谓的苏联和中国安全威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以及由于中国自我封闭，让美国成为盟国唯一的巨大市场的诱惑。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让美国保护地区的价值减少，而亚洲国家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稀释了亚洲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存。

因此，美国继续通过在东亚保持大量军事存在方式维护国家利益，从长远来看不可持续，正因如此，美国政府在1990年提出要阶段性削减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这实际上也是域外大国如何在遥远地区保持经济利益方式的探索。

然而，美国主流战略界已经根深蒂固地习惯了通过军事存在来保护经济利益的思维。1995年的东亚战略报告，正式确认美国在东亚保持10万人军事存在的必要性。美国的东亚战略也同美国全球战略并行。然而，过去20多年在全球军事投射战略以及经济危机，让美国身心疲惫。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实际上就是要战略收缩，而且这个战略调整从奥巴马时期就已经开始。

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国家利益定义，从原来的政治安全利益向经济利益转变的开始。一个相对衰落的美国，是有可能像当年的英国，让在东亚的国家利益回归传统上以经济利益为导向。

特朗普执政后，将东亚战略的基点放在如何通过经济关系为国内的经济服务上。在东亚安全事务上，在朝核问题上很明显想要外包给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尽管仍然继续强调航行自由行动，但已经告别过去的高姿态；在台湾问题上尽管仍有军售，但在原则问题上并无出格之举；在人权问题上，中美高层会谈中并没有涉及刘晓波。

美国的上述战略姿态的变化，必然对东亚，特别是美国的盟国产生冲击和影响，因为本地区已经内化了“没有美国的军事存在就会乱”的思维。作为美国在东亚同盟网络基石的日本，会认为美国以经济为导向定义的国家利益，意味着同盟的不可靠性加强，从而带来战略焦虑。它可能会通过夸大地区安全威胁拉住美国，让其回心转意，或者通过自主国防获得安全，这都会对地区安全特别是中日关系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东亚开启战略自主的学习之路

 

然而，笔者认为，美国的变化可能带来的紧张并非坏事。美国这个外部因素相对退潮，有助于以日本为首的美国东亚盟国开启战略自主的学习之路。

首先，更加理性地看待美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和承诺的可靠性。作为域外国家，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不是源于地理相连，或者什么不可分割的命运，而是实际上高度依赖所谓的同盟承诺的可靠性。而这些承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没有经过检验的承诺。

尽管美国在本地区有军事基地和大量驻军，但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介入是可以有选择性的，而不是自动的。例如战前美国对于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发表过门户开放声明，但真正的介入却是在珍珠港事件后，而在越战开始时，美国宣称将为亚洲的自由奋战到底，但战争的泥沼化最终导致美国选择离开东南亚。

美国的扩展威慑被证明是无效的，例如美国军队的前方存在并没有产生让中国不支持北越威慑效果。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中，同盟的承诺比较容易让人信服，但在东亚日益多极化的格局中，美国对于地区承诺的不可预测性就会浮现。

作为一个域外大国，面对那些不直接威胁美国安全的地区冲突，美国会怎么处理？例如2012年钓鱼岛危机，日美同盟首次可能受到考验，但很明显的，美国不愿意为几个小岛而同中国冲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安抚日本，使得日本对同盟维持的担忧进一步上升。

第二，认识到中日战略关系和东亚安全的真正改善，才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东亚地区有四个大国——中俄美日，俄罗斯和美国本质上是域外大国。而中日两国是地区国家，在东亚安全事务上没有选择性。双方也都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这种认识在过去由于美国中心思维过度地存在于两国战略精英的思考中，阻碍了中日认真思考战略关系。

美国这个外部因素减弱后，有助于中日建构理性的相互战略认知。对于中日关系的分析，很多建立在相对实力的对比分析上，而且不少默认中国崛起日本衰落；从长期趋势上来说，中国肯定会在战略上压倒日本，到那时候日本就“服了”，东亚就稳定了。

这种逻辑过于直线式，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国，但是日本的军事力量和国际战略作用，不是因为其没有能力，而主要源于国内的民意限制。日本很容易将经济和技术的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同样是一个潜在的崛起大国，对此中国需要有准确的认知。

中日双方在安全和军事政策上的动作，都需要更加注意对于对方国内民意的影响，用单纯的力量对比来测量中日关系是危险的。美国因素的退潮有助于中日之间开始在战略上直面对方，有助于推动中日甚至整个东亚地区，在战略思维成长上走向更加自主的健康方向。

第三，东亚国家在本地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方式，是促成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的共识。美国这个外部因素在东亚安全中的退潮，将会让中、美、日、亚细安等主要行为体，开始认真思考超越双边同盟架构的新地区秩序共识，实现各自国家利益。

多边主义有助于减少中国威胁论，而美国积极参与多边主义，则可以减少地区国家对美国一旦离开的担心，以及保障美国的经济利益。而日本会发现，在国家认同重新定义的过程中，多边主义有利于缓解希望发挥更大国家作用的愿望与国内民众及地区国家不放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冷战结束后不久，一位美国学者曾发表过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冲突的成熟》（Ripe for Rivalry），主要观点认为在冷战后大国崛起的亚洲，如果美国离开或减少在本地区的存在，军备竞赛升级导致安全困境，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则成为导火线让冲突不断升级，东亚会发生战乱。

这个基本认知不仅被美国主流所接受，还广泛地被大多数东亚国家的学者和决策者所内化，例如美国的盟友及非盟友，甚至包括中国。

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战略思想成了各国主流战略精英的共识性知识的交集。这些年东亚局势的变化，东海及南中国海争端、中日对抗、朝核问题等，都说明了美国中心思维局限性日益突出。特朗普的登场可能加速东亚战略思维创新的进程，促进一个战略上自主的东亚的出现。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