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像一个快速转型中的中国那样，需要通过知识重建来进行社会重建。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的中国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从一个社会结构转向另一个社会结构，而社会重建的过程更是道德体系的重建过程。

旧的道德体系解体了，就需要建设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道德体系。历史地看，目前所经历的困难不难理解。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各种战争和政治革命之后，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革命，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可想而知。

其他很多社会都经历过类似的阶段。欧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近代的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无论是一战、二战还是战后福利资本主义，都是对不同阶段和不同形式的商业革命的反应和反动，而每一次反应和反动都导致了知识体系的重建。

在欧洲的背景里，知识的重建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宗教的重建，例如人们以新的方式重新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等问题，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实际上就是知识体系的改革。

较之其他任何具有宗教信仰的社会，知识在中国社会（道德）重建过程中的作用，怎么评介也不会过分，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宗教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中国人有“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但从来就没有发展出像基督教和伊斯兰那样的宗教。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开始，中国人从来就是注重现世，而对来世缺少宗教上的兴趣。即使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也得到了转型，更多地具有了教育意义，而非信仰意义。

道德隐含在知识体系中，通过知识重建实现道德重建，这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从这个视角看，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国家和社会重建时期，更是中国知识体系重建时期。另外一个知识重建时代当为宋朝，因为直到宋朝，中国文人才真正把佛教吸收消化成为中国的宗教。之前，佛教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甚至是大规模的冲突。

基于知识之上的道德体系，这一中国特征也为西方一些哲学家，尤其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崇拜。对中国人来说，哲学即是宗教。对海德格尔来说，这和西方的宗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于哲学之上的道德是理性的，而基于宗教之上的道德包含了太多的非理性因素，从而导致人类的冲突和战争。

第二、国家对宗教的限制。这种限制并非现代的现象，数千年都是如此。传统上，士大夫阶层是统治阶级，他们接受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则和精神，即使他们个人在私生活领域也会“信鬼神”，但“信鬼神”不能适用于政治领域。

传统上，各种民间信仰都是存在的，只要它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它们的存在也不会被官方干扰；但一旦它们显示政治兴趣，官方必然想尽一切办法加以控制，甚至消灭。人们可以把各种民间信仰或者宗教体系视为是民间“知识体系”。

那么，今天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或者挑战是什么呢？就知识重建而言，人们再次面临着另一个春秋战国时代，抑或另一个宋朝。在社会大转型期间，从什么地方寻求道德或者“信仰”的资源呢？尽管很多人转向宗教（无论是合法的还是地下的），但大部分人仍然像传统中国人那样，转向社会意识来寻求道德的需要。

从“百家争鸣”的表象来看，这个时代犹如甚至甚于春秋战国时代，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今天的中国有多少种社会意识，又有多少正在崛起。从知识整合所面临的挑战来看，今天的中国犹如宋朝。宋朝文人整合的是佛教，而今天的挑战是如何整合近代以来的各种不断涌入中国、并且已经被很大一部分人所接受（所信仰）的外来思想，尤其是西方思想。

今天的社会大转型过程也是中国崛起的过程，这个过程为知识创造和重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包括异常丰富的社会思潮（无论是来自国外的还是内部产生的）、强大的中华民族复兴意识、投入知识创造的巨大人财物力、辅助知识生产和推广的互联网等等。

但所有这些优势在不知不觉地演变成劣势，人们所见到的并非是知识和道德的重建，而是知识和道德的加速度下行、堕落和衰败。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没有任何单一的因素导致了这种状况，恰恰是那些本来被视为是优势的因素结成一体，成为了阻碍知识创造和发展的劣势。人们可以用“知识茧”这个概念来分析。

“知识茧”加速分化中国社会　

“知识茧”类似于人们所说的“咨询茧”。所谓的“咨询茧”指的是今天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的“咨询包”，由他人“打包”之后通过各种方式（主要是智能手机）传送给人们的。“知识茧”也就是人们所得到的由他人“打包”传送给我们的知识。

说它是“茧”，是因为人们对所得到的“知识”有高度的认同、高度依赖于所得到的“知识”，而把自己装进一个个“咨询茧”或者“知识茧”，再难以“破茧而出”。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信息随手可得，这为个人掌握全面的信息、提高人的格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实际上的情况刚好相反。因为咨询的重要性，无论是资本还是政府都在努力控制信息。道理很简单，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权力；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财富。这也是今天政府和资本热衷于“大数据”的根本原因。

因此，政府决定我们可以接触哪类信息，不可以接触哪类信息；资本告诉我们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再者，对个体来说，因为信息过于丰富，人们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排斥自己不感兴趣的信息。这些使得人们的世界观变得越来越小，把自己关在一个个“茧”里面。

就现象而言，这些“知识茧”可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内容往往是对一个概念、一个思想、一个人物（政治人物、明星等）、一个物体的“神化”。任何一个内容，只要包装得好，传播得当，都能吸引到大量的信众。中国的人口基数极其庞大，在这个大转型阶段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他们都在选择一切可以安慰自己心灵的“咨询”或者“知识”。

在这个转型时代，很多因素为“咨询茧”或“知识茧”的推送者和贩卖者，获得了巨量的市场。大部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朴素性，他们很容易受人欺骗和操纵。商人对生活失去意义，需要寻求宗教意义。钱越多，不确定性越高，生命越无意义，越需要宗教的慰藉。

有推送“咨询茧”者说，今天中国商人的钱是最容易骗的，这话不无道理；实际上，没有商人的大力“烧钱式”投入，“咨询茧”或者“知识茧”业很难这样快速发展起来。政治人物的巨量需求，无论是反腐败运动还是其他各种政治压力，政治人物也需要心灵的慰藉或者寻求生命的意义。

无论是“咨询茧”还是“知识茧”，推送者大都为知识界和媒体。这些行动者并不在乎知识的发展或者社会的重建，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流量”，就是“金钱”。他们要不断地对其“粉丝”不停地重复推送传播他们所包装的“咨询”和“知识”，把这些变成“粉丝”的信仰，从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收入。

也不难理解，在所有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争论与对话。一切知识都被“群化”，碎片化，进而是互相敌视和对立化。而这就是这些“茧”创造者们的意图，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这里，官方的立场和处理方法非常重要。官方没有自己主导的意识和知识体系来统领社会，这本来就是社会意识“群化”和碎片化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官方对意识“群”的态度是选择性的；也就是说，官方对一些“群”选择支持态度，对另一些“群”选择控制态度。

现实地看，一些“群”的确被控制下去了，而另一些“群”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就官方立场来说，那些得到其支持的“群”被视为是有利于整体社会利益的。

其实不然。历史地看，一旦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失去平衡，整体社会也会跟着失去平衡。除了那些非常极端的社会意识需要加以管理和控制之外，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各种思想并存，多元的。尤其是当社会利益已经多元的时候，社会意识必然表现为多元。

平衡各种社会意识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极左”和“极右”都是需要管控的，而不是只是管控一方，而让另一方获得自由。

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群化”和“碎片化”的情况下，各个“群”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化、巫术化，甚至邪教化，最终是愚昧化。这符合知识发展的逻辑，因为格局越来越小，人们变得越来越非理性，自我激进化等现象不可避免。

悲观的地方在于，在信息技术、政府和资本“三合一”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办法和可能性使得人们可以“破茧而出”而再次见到知识的阳光。这对国家的发展势必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人们所见到的是碎片化的利益、碎片化的知识、整体道德的缺失和解体。一旦时间成熟，任何一个“群”都可以挑战社会，要以自己的方式来改造社会，从而和其他“群”发生冲突。

历史上不无这样的案例，尤其在明清两代，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在改朝换代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群”更是能够聚集足够的力量对整体社会产生威胁。

今天“茧化”的知识和咨询正在加速度地分化中国社会。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改变，社会的解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一个可能性问题。道理很简单，古今中外，没有一个社会是靠金钱和权力能够撑得下去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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