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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听家母曾谈到先辈在1949年之后经历的惨烈剧变，时至今日，虽然仍对江南传统社会中乡绅及知识精英的丧失感到痛惜，但考虑到1949年之前严重的贫富与阶层分化，以及此后普通民众在医疗、教育以及地位尊严等方面的提升，让我对这段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即一旦社会出现严重阶层悬隔之时，暴力革命往往会战胜很多中间路线的主张。

整本中国历史中基本以政权暴力更替为主，而少和平、渐进的社会演变，因此一朝又一朝积攒数世纪灿烂的文明，在短短几十年的剧烈杀戮之后几乎归零。

反观中国近现代史，也可以发现中间阶层与路线往往会以失败告终。清末维新的失败如此，民国初年又上演了同样的故事。如民国间既有以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保守君主立宪派，也有持急进主张的同盟会。夹在其中的则是势单力孤的宪政主义者。但这些力求和平、讲求逐步改良、认同宪法价值之人，却随着宋教仁之死而注定失败。

究其根底，这些崇尚自由、民权、分权的知识分子，终究敌不过手持枪杆子的革命党人与军阀武装的激进主张，他们裹挟着下层民众盲目的力量，携经济与政治被剥夺者之力横扫了整个社会，也造成太多家破人亡、文明破败的惨剧。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推行以党治国，压制言论自由，故以胡适为代表的西方宪政自由主义者就纷纷抨击一党专政，要求立宪并实行多党民主制，还为此与鼓吹专制主义的丁文江等发生激烈论战。

1945年之后，我们还是看到那些指望能够在国共两党之间走第三条路线者，其中大多数是些信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也行不通中间路线，最终不得不在两条路线之间作抉择。

留在大陆者如储安平、罗隆基，即使想要置身于政治之外或者对时政稍加批判，也还是要接受思想改造，并最终在肉体与精神上都归于虚无。而逃到台湾的胡适，虽然曾参与时政并且境遇更好，但终究还是未能改变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事实。

这种传统一直不绝，时至今日，在中国政治光谱上从左到右的各色人群，也以相互攻讦为能事，而从上到下对于渐进路线也依然毫不宽容。究其原因，还在于整个社会之中始终缺乏一个稳定、强大、具有经济、政治话语权的中间阶层。尤其是作为此阶层思想核心的知识群体，长期被严重边缘化，因此其代言人即使广获国际声誉并以温和知名，也终究逃脱不了囚禁至死的悲惨命运。

即使想要在现存体制框架之内，在完全承认当前政权权威的情况下，推动比如官员财产公示或者更为低调的教育平权与司法公正，乃至通过非政府组织从事慈善等，也会受到不小的阻力。这显然会将一部分本来持有中间路线主张者推向激进的对立面。

有人就批评这些中间路线者，他们之所以相继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政治传统乃以武力塑造，而改良主义者却太过于天真地诉诸于理性，并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课题提供解决方案。对此我不敢苟同。

我们之所以不能放弃对温和改革路线的追求，就是因为一方面认识到政治权力被少数人垄断，而绝大多数民众无法参与到公共事务和国家管理之中的情况，终必须并且终将会改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民众经济地位与知识水平的快速提高，都必将带来更多的政治诉求。

只有坚持温和、持续的多元化道路，并努力壮大城乡中产阶层，在此基础上同时逐步下放政治治理的权利，才能逐步实现中国社会的长期和谐与稳定。

其次，古语有云，可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治理天下终究要靠读书人。1949年之后的政权与知识分子之间，曾经有过难以弥合的历史裂痕，而知识分子的知识不仅是现代型经济的推动力，而且与1949年前很多革命知识分子一样，当代学界中也同样有很多怀有崇高理想主义，并甘心为了国家的社会进步而牺牲自己之人，这些人的温和政治主张更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只有对他们多一点宽容之心，远离革命话语，并尊重当今世界公认的基本道德准则，并以中庸与理性精神来寻求妥善的社会和解与发展之路，这样才能实现依法治国、全民治国的梦想。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