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请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到白宫吃晚饭，只有他们两个人。特朗普上来就问：“老科你这个局长想不想继续干？”科米挺吃惊，因为他跟特朗普说过两次，愿意继续干，特朗普问这个什么意思？

  科米跟他大谈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及看法。特朗普耐着性子听完，说：“我需要忠诚。”科米不吭气，特朗普也不说话，气氛尴尬。然后，双方吃饭，胡扯别的话题。酒足饭饱，特朗普又说：“我需要忠诚。”科米回答：“你会永远从我这里得到诚实。”特朗普顿了顿说：“那就是我要的，诚实的忠诚。”

又一次，科米和同事到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向特朗普汇报工作。会后，特朗普点名让科米留下来单独谈话，谈的是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事儿。他说：“弗林是个好人，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科米回了一句：“他是个好人。”没说调查到此为止。

几个回合过去，特朗普把科米免职了。当时，科米正在向手下演讲，电视上传来他被免职的消息。科米也不是善茬，特朗普与他几次重要的谈话，他都做了笔记。怕忘了，出了门在车上就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让科米作证，他把笔记本上的内容讲了出来。

科米和特朗普要是在中国，肯定不是上述样子。特朗普当上领导后，别说找科米了，科米会想方设法找机会跟特朗普汇报工作。不过在中国，科米这种副部级干部想见一把手，难。如果特朗普请他到家里吃饭，他会激动死了。别等特总索要忠诚了，赶紧主动表态，坚决拥护党（共和党，下同）中央和特总的领导。

第二天，科米在联邦调查局开个领导班子会，发表重要讲话：“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以特朗普同志为核心的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认识上一致、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同心、情感上认同、行动上同步。”最后，再表个态：“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让《华盛顿邮报》明日上报。

身在新加坡的郑永年在《联合早报》发了篇文章，说：“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至于政府，他轻描淡写地说：“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就没有责任。”如果少数知识分子不行，那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如果知识分子整体如此，显然是制度的问题。

关于党法关系，法学理论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显明说：“共产党既在法律之中，也在法律之下，还在法律之上。”我就想问徐先生：“党分别什么时候在法律之中，在法律之下，在法律之上呢？是党来决定还是法来决定？”美国的两个高官做出了选择。除了科米，常务副总检察长罗森斯坦不顾总统的反对，任命独立检察官。他向党组织请示了吗？政法战线要不要党的领导了？还是党的刀把子吗？

美国人的风骨，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常见。特朗普如果向孔子要忠诚，孔子会不吭气，再问，他会跑出去，跟学生讲：“国家有诤臣，不会亡国；大夫有诤臣，不会亡家；父亲有诤子，不会无礼；士人有诤友，不会不义。所以，儿子听从父亲，怎么是孝顺？臣下听从国君，怎么是忠贞？搞清楚为什么听从，才能叫作孝顺和忠贞。”不知特朗普能不能听懂。科米就是按照孔夫子的教诲去做的。

我在《那一代文人的风情》中写道：“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维护和传承者是士大夫。他们坚持道统，家国情怀，从道不从君，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可惜经过国朝的反右和文革，作为社会良知和道德楷模的知识分子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民间尚有坚持真理的人士，朝廷，在彭德怀之后，还有公开上书议政的官员吗？”

中国人的风骨一不小心跑去了美国。

作者是中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