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空间
公元222年,曹植从京城迁到封地鄄城。鄄城内有一座旧殿宇,是当年汉武帝东巡之时歇脚之地。百载过后,殿宇无人问津,已经破烂不堪。但当地民众依旧对大汉盛世有着无限的憧憬与崇拜,不肯毁掉汉武帝庙。于是,曹植便挥笔疾书,写了《毁鄄城故殿令》。
“昔汤之隆也,则夏馆无余迹;武之兴也,则殷台无遗基;周之亡也,则伊洛无只椽;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梠。汉道衰则建章撤,灵帝崩则两宫燔,高祖之魂不能未央,孝明之神不能救德阳。”
朝代更迭,后朝世代便要对前朝的价值进行颠覆,以此才能保证正统。于是阿房宫要被毁掉,殷商朝歌要被毁。我魏国兴起了,拆掉前朝文物,再正常不过了。
祛除旧政治符号
时代过了几千年,这些事情也上演了上千次。千百年后的台湾,同样也在进行后朝清算前朝的戏码——去蒋化。
当权统治者需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政治符号”供民众消费。一旦民众能为所创造出的政治符号狂欢,统治的合法性、正确性更容易被肯定。而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政治符号之前,必须“启蒙民众”祛除以往的政治符号。由此便可以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祛魅”(disenchantment)概念进行解释。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用“十字架”成功战胜世俗王权,并让后者归顺在宗教符号体系下运作社会,同样是这个道理。
新出现的政治符号要先解构旧有的政治符号,这时必先通过修辞的方式,改变旧有的意义。如何“修辞”,从而以最大传播效果更改旧有符号意义?戏谑与娱乐是一种途径。青年人最擅长的,便是娱乐的政治化运动。台湾威权时代,各地树立国父铜像、蒋中正铜像、孔子铜像等,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国族观念,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树立国民政府自身的统治正确性与合法性。
铜像伫立在公园、学校、纪念亭等公共空间,并以威严、神圣的方式,彰显“神话体系”——国家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凝聚力……当社会出现严重不满时,旧有维护当权统治的神话体系无法再凝聚社会动力时,反抗会由此出现。此时出现的反抗,会碍于当权者的压迫,不轻易采用暴力的形式,软性的反抗(便是上文提及的娱乐化政治)便迅速蔓延。无论暴力或娱乐,两种方式的反抗,最终目的只有一个——毁掉旧有的神话体系。
于是1970年代奉为民族救星的蒋介石,纪念其丰功伟绩的铜像,在21世纪初被各种涂鸦“装饰”。例如新北市的辅仁大学,校内的蒋中正铜像时常被学生拿来恶搞,披麻戴孝、化妆成圣诞老人、带上斗笠……甚至有社团还成立了“无限期支持全台装置艺术‘蒋’”活动,为蒋中正铜像换造型。
这种娱乐的方式,便是在解构原有铜像的神话含义。戏谑了旧有的权威与秩序,嘲笑了专制、黑暗统治。即便旧有神话体系中有合理的成分,也会被一并“丑化”。当前有人宣称儒学是国民党统治工具、以彻底否定的态度对待过去的历史,都是借由于此。
软性的戏谑与娱乐,毕竟是以柔和的方式在解构旧有神话。一旦当权者的威权影响力极速下降,暴力反抗的形式也便开始呈现。于是,多地的铜像不再单纯被涂鸦,而是彻底地毁灭。斩首中正头像事件出现了。新北市中和区一座蒋介石半身铜像被民众以菜刀斩首,头部被丢弃路边地上……4月3日蒋介石忌日,台北市信义区一座蒋像头颅被菜刀斩首……
创建新的神话体系
抛开政治因素,单纯的毁灭行为是非理性、违背正常的道德与法律秩序的。但政治能创造修辞话语,让这一行为重新被定义,民进党如今执政的核心观念“转型正义”由此产生。新当权者在解构原有的神话体系时,必须做第二步骤以确定合法性,便是创建自己的乌托邦式神话体系。
为什么是“乌托邦”?首先,乌托邦的愿景有着极强的促进力。这犹如在一群饥饿的人群面前,画一张大饼,饥饿的人会为之兴奋,愿意聚合起来将画出来的大饼变成现实。其次,乌托邦并非轻易能实现,这便是当权者给被统治者设定的统治缘由——只有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才可能实现。上层建筑层面的神话框架搭建好后,便开始付诸实践,填充神话框架的意义。
比如“转型”这个符号。为什么要转型?因为之前的形态是扭曲的、不公的。所以当涂鸦铜像被视为“转型”神话符号体系下的实践时,这种行为便从非理性、无秩序转变为合法合理。同样,“正义”的神话符号确立,是将旧有的神话体系视为“非正义”,并加以批判。
二二八事件被反复提及,目的也在于通过伤痕的再现,不断刺激当前民众的集体记忆,酝酿民众在记忆中的仇恨情绪,从“二二八”到“蒋介石”,再到“国民党”,接着到“中国”……一系列符号被捆绑组合成体系,当权者“正义”神话系统不断模糊上述符号的界线,从而意图一网打尽,从道义上进行集体符号的审判。
破旧,立新。这时的社会会出现价值观的撕裂与对立,社群内部的矛盾一定会更为激烈。此时,如果再加上经济不景气、现状的惨淡等社会负面因素,极易激起社群的焦躁情绪。这也是恶性循环,社群焦躁加重现实社会内部撕裂。一方面拥护旧有神话体系的社群,采用激进方式抵抗新神话系统。譬如议员为报复斩首蒋中正的头,而反过来砍台南日治时期留下的日本人八田与一的铜像,从而又引发支持新神话体系的人,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而政治上的符号系统对立,又势必让不同社群难以在同一空间中相融。好比两个小岛的两个崇尚不同图腾的部落,如果部落间相互毁坏图腾,势必造成部落的战争。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又怎么可能带来经济上的复兴与繁荣呢?
既然两个神话系统只能“你死我活”,不择手段便成为了正常。于是便可以看到到处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打破道德底线的事却成为正义的正当手段。中世纪后的15世纪到18世纪,欧洲兴起的“猎巫”运动,正是新兴神话系统对中世纪旧有神话的强烈反抗。20万无辜的老太太便是在启蒙后的文明正义名义下,一路被羞辱、被暴打、被当众烧死。
历史终究一幕又一幕地上演同一出剧,只不过演员换了些罢了。
真正民主的社会,社群内部是呈现有序的异议,在遵循基本的道德规范与社会价值的同时,批判地运作社会机制。简言之,斩掉蒋中正的头颅容易,匡扶因此加剧的社会裂缝难,再因此造成社群的蒙蔽与无知,长此以往,恐要日见其荒凉。
作者是中国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目前在台湾的国立交通大学从事媒介文化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