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4月1日中国几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批露了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消息。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风声，就有人翻出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去年6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刊行的回忆录《与中国打交道》，其中赫然提到“中央政府正在计划将一部分行政与后勤功能划拨给保定以减少首都的拥堵，并有可能改善这些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中领导人将区域化方式破解发展难题视为其将来的遗产之一，正如他2014年7月告诉我的那样：‘这是我个人的设想。’”由此可见此事酝酿已久。

与中国成百上千的开发区、高新区相比，这个新区定位完全不同。官方定调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因此消息刚一传出，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买房，有报道当地房价一夜间从五六千（人民币，下同，约1200新元）一平方米，暴涨到两三万一平方米。政府也在第一时间内实施了严苛的禁售令以打击炒房。然而热闹之余，人们更加关心的还是这个新区到底前途如何，又能给中国的经济、政治格局带来什么变化。

我们首先大可不必对之冷嘲热讽，因为2000多万人拥堵在北京地区的现状早就需要改变。如果北京人口一直这样膨胀下去，而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那才是可怕的渎职行为。雄安新区的设立，在某种意义上就如釜底抽薪，起码在短期内会对北京的城市病起到一定作用。

既然要分解北京的非首都职能，那首当其冲就非常可能是要将一些教科文卫等非权力核心的机构搬迁出去，至于其他部门，则可能每一步都是相当艰难之事。

我们当然要肯定建设雄安新区很有必要，然而人们对之担心也同样合情合理。比如与深圳、浦东相比，雄安新区有很大的天生缺陷。因为深圳背靠香港，内倚思想开放、具有长期经商传统的珠三角；而浦东则有上海近一百多年来开埠的经济文化底蕴。它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一些难以复制的区域文化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1980年同时开放的四个特区中，厦门、珠海与汕头都泯然众人的重要原因之一。不是说国家一给政策就完了，特定地区本身的条件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尤以近年深圳的再次崛起为例，如腾讯、华为等诸多高新企业借助互联网强势出击，这其中都与深圳所代表的开放精神有关，而并非纯然是长官意志与政府行为在起作用。

与此相反，在过去雄安乃至整个华北地区，都是北京发展的一个黑洞区，既经济落后又污染严重，甚至连民风也相当保守并影响到了官场。

雄安新区需要发展，除了中央政府的大力资源投放与政策扶助之外，又能依靠什么呢？如果要投放资源，是否又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这都是重要的细节问题。举例而言，北京集中了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资源，以2016年高考为例，北京市户籍考生的国家重点大学录取率高达26.81%，而相比之下河南省则只有7.72%，二者难易程度达四倍之多！如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北京的高校将大量外迁，那么北京户籍人口的教育资源必受影响，也就肯定会有阻力存在。

同样的情况还有其他领域，中国大城市病的症结实在于“权力的过份集中”，将全国最好的学校、医院等资源都集中到了极少数大城市，只不过是这种权力集中的表征之一。建立雄安新区如果想要成功，就不仅仅要实现部分首都功能的外迁，更重要的是将集中在北京之中的权力外迁，但这又谈何容易。

由于北京的行政地位垄断了大量资源，加上人员流动更加自由，使得2000年之后的13年间，北京人口增加了700多万。这种每年五六十万人口净流入的情况，当然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雄安新区的建立就是一种必然的抉择。但要认识到人员疏散只能治表，核心还是行政资源与权力的高度集中，要打破这种社会资源垄断才是根本。

保尔森在其回忆录中，对中国人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即中国人做事往往决策慢而行动快。对此我也颇有同感。无论如何，雄安新区代表了中国政府又一新的尝试，既然已认识到了问题，并且提出了解决方案，下面就看其政策实施的能力了。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