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后，中国王朝变得越来越封闭，最终被近代西方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权国家打败。近代以来，中国人受苦受难，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有太多的弱国记忆、苦难记忆和受害者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难理解今天的中国人祈祷国际和平与国际公正。不过，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受害者”心态过于强烈，缺少自信，不仅认识不到机遇，有了机遇也抓不住。没有人会怀疑中国人对和平与正义的诉求，但国际和平与国际正义等诸多价值绝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斗争出来的。

第二，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意识形态束缚。对叙利亚、朝鲜、美国、俄国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识形态影响。“意识形态化”表明人们已经不能实事求是地去看一个问题或事物，而只能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角度去看它们，结果看到的不是事实的真相，而只是基于“偏见”之上的幻影。

这里仅以美国为例。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即“敌人”。很多人不满于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但忘记了自己也把美国视为“敌人”。一旦把美国视为“敌人”，自然就不能对美国作科学理性的分析。

结果，美国做什么，中国就要反对什么；美国不做什么，中国就要做什么。这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失去太多的东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国从道义出发，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结果中国反对，自然得不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实际上，作为大国，美国和中国拥有很多一样或类似的道德价值观和国际责任。

两国国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这些分歧不能简单地用意识形态来看待。对美国的态度，中国本该支持的就支持，该反对的就反对，但因为美国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结果既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美国，也看不到自己在处理和美国关系中的真实利益，处处陷于被动。

中国领导人应有实事求是精神

第三，错误理解毛泽东。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弱国，针对美国和西方列强的围堵和遏止，中国发展出强大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至少自孙中山先生开始就已经在塑造）。不过，毛泽东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毛泽东发展出“三个世界”理论，为很多国家所接受。这主要是因为“三个世界”的理论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上，而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上。例如毛泽东把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拥有对立意识形态的国家列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国家列为“第二世界”。

这种实事求是的分类，使得毛泽东正确和精确地看到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为中国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间。在和美国打交道上，毛泽东的现实主义表现得更是充分。在意识形态上，毛泽东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国打交道时，他明确表示喜欢美国的“右派”，因为“右派”比较接近实际，讲利益。

他不喜欢和美国“左派”打交道，因为“左派”讲意识形态，讲价值观。在代表美国的“右派”（即共和党）总统尼遜执政期间，中国和美国顺利恢复邦交，这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分不开。客观上说，毛泽东是有意识形态的，但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妨碍他的实事求是精神。

第四，错误理解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现实主义者。在外交上，他提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人们只关切“韬光养晦”，忘记了“有所作为”。正是“有所作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抓住了所有机遇，既避免国家危机，也实现高速发展。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1990年代初的“南巡”和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背后都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对美国的态度上，邓小平永远旗帜鲜明，尤其表现在其对美国在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把美国看成中国学习的对象。在内部发展上，他更是把人们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市场经济”，视为一种发展的工具，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没有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精神，很难想象中国能在1970年代后期走出文革困境、在1980年代末走出内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1990年代的与世界接轨。

“韬光养晦”和“永不称霸”应当是永恒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要作为，不要斗争，更不是用各种方式来论证变相的“不作为”。现在有一些人把“韬光养晦”解读成“不用作为”，这是完全的错误，这仅仅是对自己不作为的低劣辩护。

在国际关系上，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国家抗拒自己的“命运”，最终会受到“命运”的惩罚。正如内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样，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会把自己从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来，才会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

大国的“命运”在招呼中国，但如果继续受制于意识形态、受制于眼前的局部利益，将很难看到已经降临的“命运”，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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