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特约

2017年的香港特首选举，尽管林郑月娥以777票的高得票率当选，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政治评论家迫不及待地作出结论称，这次选举中，最大的赢家是曾俊华，最大的输家是北京。

事实上，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831决定”，令扰攘香港社会多时的“2017普选特首”成为泡影，至此，无论2017这场选举谁当选，都不会跳脱“小圈子选举”的攻讦，北京更不可能成为舆论口中的“赢家”。

曾俊华不是“政治素人”，辞职投入选战前，他有一个纪录，就是特区政府成立以来任期最长的财长，任期达九年七个月。他更不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九七香港回归前，他是末任港督彭定康的私人秘书，政治历练远超一般公务员，甚至也超过以政治立命的一般政客。

在这场选战开打之前，尽管有学者注意到“撕裂”成了高频词，却也表示“难以辨识出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撕裂”。但是当曾俊华在选举辩论中指责竞选对手林郑月娥是“撕裂2.0”时，这就不是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撕裂”了，这背后代表着已经精密计算过的支持率。

对曾来说，在他辞职参选的一刻，也知道这是一场不会赢的选战，没有北京的支持，他没有胜选的可能。年初，北京开出第五届特首选举四个条件，较之2011年第四届特首选举的三个条件，“爱国爱港、有管治能力、港人接受”多了一个“中央信任”，舆论都认为是北京对曾划下的止步红线。

曾俊华执意参选的真实原因只能由他自己解释，但在这场博弈中，和北京争夺民意就是曾俊华最大的政治筹码。香港社会的主流民意来自中产，学者在这方面的论述一直连篇不断，他们认为，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见更多是向往一种“感受到尊严丶又不会有风险的制度”，学者们认为不惜一切争取“真民主”的人，从来不占多数。而这，未必不是北京的管治思路。

但是对急于拿到政治筹码、能够跟北京形成对峙局面的政客来说，没有矛盾，没有对立，就没有支持率，就没有选票。

选举是个数人头的游戏，喊什么能争取更多人头，就会喊什么。因为选举关系，没族群问题的反而在同中求异，要在其中找问题，有族群问题的反而是异中求同，在找答案。说到底，都是选举策略的运用，不管同中求异或异中求同，都在其现有环境下争取更多人头。

用市场行销学来说，叫差异化，一个新产品到市场，一定要强调和其他既有产品的不同，才有人买，如同没有不同，别人何必买你这个新的。找到既有市场的差异点，全力把他放大，刺激消费者尝鲜的欲望，这是所有做广告和行销最重要的，选举也是一样。有正就有反，有人说东就有人说西，如果你的对手说东，你当然要说西，即便你心里想的是东。这就是选举，以胜选为目的，立场是可以改的。

实际上，每个社会造成冲突对立的矛盾点，源自于顶层和底层的财富差距失控，远大于横向的族群差别。一个单一族群占据95%以上的社会，只会有政党路线问题，很难产生族群问题。台湾是，香港也是。

香港政治学者沈旭辉撰文提到说他问曾俊华的政治助理罗永聪，说曾的竞选口号、竞选主张听起来确实不错，但是“除了让人喘息一下，哪些结构性问题能够解决呢？”罗答，确实是解决不了的，但难道就没有用吗？

这是政治需要“撕裂”的真正答案。

在这场选战开打之前，尽管有学者注意到“撕裂”成了高频词，却也表示“难以辨识出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撕裂”。但是当曾俊华在选举辩论中指责竞选对手林郑月娥是“撕裂2.0”时，这就不是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撕裂”了，这背后代表着已经精密计算过的支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