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刚刚举行了新的一轮特首选举，并在今年将迎来举世闻名的 “一国两制” 制度践行20周年。

从历史渊源角度讲，尽管是由邓小平20多年前明确提出的香港 “一国两制” 构想，但其基本概念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时期就初露端倪。当年的解放大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却在最后一刻被命令勒马香江，就是中共领导人最初试图保有一个 “与西方有效沟通和交往窗口” 的战略举措。

于是这就带出了一个重大关键的历史问题：香港到底有什么魔力或魅力，导致自觉肩负改天换地大任的毛泽东一代人，当年都对之奈何不得并释出善意？

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出自于一个深重的历史悖论： 即一方面，香港遭受了外来侵略占领殖民，这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创痛和耻辱；而另一方面，被英国长期殖民统治的香港，其发展和发达程度竟然远超中国内陆，一跃成为 “东方明珠” 自由港。香港问题的背后，其实代表着东西方文明的博弈和优势转换。

在这之前的中华民族与外族和外来文明竞争的历史中，还很少发生过像香港这样的战略尴尬。在古典时期，无论是北方的匈奴或西边的胡马，成吉思汗的铁骑或满清八旗的军团，即使在地域上可以征服以至长期统治中国，但中原文明在质量档次与格局上，从未输给外族，反倒经常可以同化浸染外来力量，使之演化成华夏文明的一部分。

但自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开始遭遇所谓 “三千年从未有过之大变局”，即西方文明从体力、 武力、思想、科技、体制、经济、教育、文化等诸方面，竟然全方位地超越了中华文明。当然，这不是说从微观上看中华文明乃一无是处，但从宏观角度上看，面临西方文明的压倒性优势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样的全面劣势面前，中华文明很难再发挥其传统的同化演变功能，反而开始大面积地被西方文明所改造演化。满清王朝末期曾有士大夫阶层尝试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手段来力挽狂澜，但终究因为全面落后而无力回天，在无情的历史大潮中灰飞烟灭。

这其中的一个重大启示就是，西方文明并非是由于源自西方而先进发达，这种幼稚兼种族主义色彩的诠释不足为训。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的真正优势和力量所在，是总体上顺应并引领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了世界的进步。

于是中国和中国人在香港问题上的爱恨交加，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所谓“ 一国两制”构想确有大智慧，但也难掩其中的不少被动和无奈。假如古巴同意把一个岛屿划给美国，但美国会应允该岛实行“一国两制”吗？当然不会，因为没有必要，古巴的社会体制对美国没有发展价值或吸引力。

随着中国近10几年来的经济起飞，某些人不免变得有些自大起来，错以为有了点钱。就有了综合文明优势，对香港的态度，似乎也从原来的仰视变成俯视，甚至可以改成 “一国一制”了。 其实香港与大陆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无需狭隘地攀比孰高孰低。

但近年来香港因 “全民普选问题”搞得与大陆官方很有些离心离德，就证明从现代政治文明和社会治理体制角度看，中国内地还远没有达成对西方体制的有力竞争和优势，对现代社会的民主法治运作原则及程序。仍感隔阂生疏，并依然自我徘徊在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发展岔路口。 由此，“一国一制” 在香港尚没有准备好， “一国两制”看来还需继续努力。

这也表明对所谓 “港独”或 “外国势力干涉” 是要警惕防范，但归根结底，还在于文明态势的发展超越，还要靠自身的不断改革提升来解决问题。改革才是硬道理，任何徘徊甚至倒退，都只会削弱自己的综合实力，丧失文明跨越的契机。

作者是在美国的

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