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欧洲一体化每次出现质的长进，无不例外地均与外生冲击有关，而每次冲击又都为德国的强大提供了机遇，并使它从后台最终走到了前台。

于大勇

1957年3月25日，法国、西德、意大利、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六国，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约。从此，《罗马条约》被视为欧盟的“出生证明”，这一天也就成了欧盟的法定“诞生日”。

看真相着实不容易。一叶便能障目，更何况历史是一片枝繁叶茂的森林。《罗马条约》在序言中强调，其目标是消除分裂欧洲的各种障碍，加强各成员国经济的联结，保证协调发展，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基础。可这正是表面文章，祥和之曲。

当我们走入历史这座森林，当我们拨开那阻挡视线的枝枝叶叶，我们便会发现：欧洲一体化的萌生，虽然离不开戴高乐、舒曼、阿登纳这些经历过战乱的老一代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宽大胸怀，但这个“政治探索”模式的问世，其实只出于一个战略考量：防止德国的再次强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一体化的初衷并未实现，因为二战后的德国不仅已经再次强大，而且如今已强大得足以引领欧洲。欧美自始至终都有人呼吁警惕德意志的崛起，面对这类疑虑和担心，德国政治家常常颇觉无奈，他们会两手一摊，为自己辩护说：“我们现在担当的角色并不是我们自己要来的，更不是不择手段获取的。”

他们说的是事实。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欧洲一体化每次出现质的长进，无不例外地均与外生冲击有关；而每次冲击又都为德国的强大提供了机遇，并使它从后台最终走到了前台。

美苏对峙下欧陆政治重新洗牌 　

1944年盟军攻克并收复法国后，戴高乐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作为战时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他一直主张战后彻底肢解德国，最好将其弱化为城邦国，以此永绝后患。促使戴高乐改变这一看法的是，战后出现的两大政情变化以及他对英美集团的抵触：前者包括冷战的开始和美国在欧洲的长期存在，后者则是美英在决定战后体系的雅尔塔会议，以及筹备成立北约时绕过法国的做法。戴高乐决心打造一个独立的欧洲，选择与德意志和好，籍此来监控西德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在德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国外交部长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在法国经济重建计划主持人让·莫奈（Jean Monnet）的协助下，于1950年提出“舒曼计划”（Schulman Plan，也称为“欧洲煤钢联营计划”），将生产军火不可或缺的煤钢生产置于多国共管之下。

次年，法国、西德、意大利以及荷比卢六国共同签署“欧洲煤钢共同体”。这是欧洲一体化的首站，用莫奈的话说就是：“这不只是煤钢组织，而是欧洲的开始”。戴高乐甚至主张欧罗巴应当是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自由欧洲”，言外之意，宁愿联俄也要排除美英。

对法国的建议，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欣然接受，因为这可以帮助德国很快摆脱战败国的处境，成为与其他西欧国家平起平坐的伙伴（相比之下，日本到现在还在为恢复“正常国格”殚尽力竭）。所以，战后美苏对峙的外生冲击，实际上给德意志解了绑，使其迅速融入国际大家庭，并分享了之后20年的经济复兴和繁荣，为现在的欧盟领袖国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在二战硝烟中诞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7月），其特点就是把美元与黄金挂钩，稳定了汇率市场。这一方面成就了后来美元长期一统天下的格局，同时也保证了西方经济20年的繁荣。但战后欧洲经济的迅速复苏，却使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逐渐变为赤字，贸易长期出现逆差。

在上世纪50年代末之后的十年里，情势更趋恶化，导致美国原本占世界70%的黄金储量大量外流。1971年8月15日，尼逊总统不得不宣布美元贬值和美元停兑黄金，西德、法国、荷比卢等六国纷纷退出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慢慢走入历史。

作为回应，当时处于法国领导下的西欧以《维尔纳计划》（Werner Plan）为基础，加速建立统一和独立的货币制度，以作为抵御国际金融动荡的堡垒。为了提高欧洲货币制度的信誉度，戴高乐甚至不惜邀请伦敦这只昔日被其称之为“美国利益的特洛伊木马”加入欧共体。

可惜，这个货币联盟由于法德的不同理念和动机而暂未结出正果，并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这一“金融无序”阶段中，单一经济体之间的实力竞争显得尤为激烈。德国经济崭露头角，马克在欧洲货币中一支独秀，成为中流砥柱。欧洲其他货币不得不对马克纷纷贬值，法郎则相形见绌，处境颇为落魄和尴尬。这也是战后德国第一次与法国别苗头中脱颖而出，不再自卑。巴黎在欧洲的领导地位由此开始出现动摇。

苏东集团的解体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包括西德在内的所有各方措手不及，但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紧紧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对于科尔总理提出的“十点方案”，美苏英法四大占领国反应不一：相比之下，华盛顿的态度最为开放，它采取军事机制控制手段，只要统一后的德国继续留在北约就行。法国政府开始非常反对德国统一，但密特朗最终决定通过建立统一的欧洲金融框架（欧元），将德国置于可控的范围中。

由于自身实力的滑坡，苏联的反对显得身轻言微，最后被德国用150亿马克买断了它对统一的认可。英国反对德国统一最坚决，德国对英国也最小心翼翼。据说德国驻英国大使馆每天早上升旗时，都会先升欧盟旗，然后才是德国国旗。以此彰显自己“先欧后德”和“在欧盟中发展”的低调姿态。“铁娘子”最后因孤掌难鸣而退求其次，表面上认可了德国统一。

统一的负担虽然很重，但国土和人口剧增，国内市场扩大，民族向心力加固。1991年，早先的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得以实现，但此时的德国在欧盟中已不再是政治侏儒。1997年在阿姆斯特丹峰会上制定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充分体现了“德国模式”的精髓：紧缩财政预算和控制通货膨胀。

正是从这一刻起，而非许多专家认为的欧元危机开始，欧洲的一体化踏上一条德国之路。法国想用欧元套住德国的企图落空，英国去年夏天的脱欧虽然颇为高调，但实际上是对德国“羡慕嫉妒恨”以及无奈的表现。

客观地说，德国在欧洲独占鳌头非天赐所获，而是严于律己和不断革新的结果，是靠自己的实力挣来的。

波及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欧洲更是演化成幽灵般挥之不去的欧债危机。其中不仅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等“欧猪”国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整个欧元区和欧盟的表现都差强人意。在一片愁云惨淡中，德国经济却一枝独秀，表现出令人惊异的强势复苏。

许多西方国家在2009年时失业率飙升，德国当年的失业率却仅比上年微升了0.2%。应该说，德国能笑傲危机，还是得益于其坚持以竞争为导向、以市场为依托、国家有限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及相关政策。

在这次危机中，“德国模式”再次脱颖而出，赢得了欧盟许多国家的承认。虽然要让那些受危机重创的国家效法德国的举措很不容易，对默克尔的紧缩政策叫苦连天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德国在欧盟内的关键作用已无人质疑。

“德国模式”之所以得到各方赞许，关键还在于它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不失与时俱进的能力。德国经济如今的强健，与本世纪初德国红绿政府采取的“壮士断腕式”的改革措施（Agenda 2010）关系密切。

这个在当时不得人心的方案，虽然导致施罗德政府垮台，却成就了德国经济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低迷之后，再次恢复强劲势头。如今，德国国家财政收入和产品出口连年创新高，成为欧洲经济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

特朗普新政　

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对欧新政是一轮政治、经济、军事的全方位冲击波，不仅动摇北大西洋联盟关系的根基，而且对欧洲一体化，也产生着难以预计的影响。特朗普对盟友的“决绝”让欧洲清醒，欧盟绝大多数成员国都意识到必须尽快真正独立起来，在安全和防卫领域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作为欧洲大家庭中的老大，德国完全能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

种种迹象表明，德国政府正在逐渐走出历史阴影，不再避讳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对其逐渐形成的领袖责任。

欧盟的内部整合错综复杂，默克尔的外交风格颇值得称道：她显然吸取了处理难民问题时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努力私下斡旋，追求共识，避免德国单独冒进，同时对类似波兰这样的“任性”成员国，既不失耐心，又不放弃原则。这次在处理图斯克连任这个问题中，默克尔显示出了大家风范，再次证实了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日前接受采访时说的那句话：“德国引领欧洲已是既成事实。”

鉴于上述几次外生冲击导致的结果和德意志的实力与耐力，笔者有理由相信，特朗普冲击波最终将使欧盟更加团结，也会让德国更加强大。

德国有媒体悲观地认为，欧盟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中，而德国偏偏既是拯救者又是问题本身。但笔者却相信，欧盟应该庆幸有德国的存在，“德意志问题”未来给欧洲带来的将不是厄运，而是福音。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