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

每年2月，慕尼黑的巴伐利亚霍夫五星级酒店（Hotel Bayerischer Hof）高朋云集，全球瞩目。来自世界各地几十个国家的政府、军事、工商、学界、媒体等领域的数百名高层代表汇聚在此，参加非政府高级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

在过去54年里，“慕安会”见证了冷战期间东西方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严重对峙，以及俄罗斯在苏东集团解体后痛苦转型的历程。2007年在讨论北约东扩时，与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严厉抨击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主义行径，并宣称俄罗斯绝不会坐以待毙。对他的这一警告，西方各国虽然颇感震惊，但并未认真对待。2014年的“慕安会”召开前后，乌克兰危机爆发，普京眼睛连眨都不眨便将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令西方顿时傻眼。从此之后，“慕安会”几乎成了西方对莫斯科的批斗会。

2003年会议召开时，正值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夜，时任德国外长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把那句著名的“Excuse me, I am not convinced!”（对不起，这不能令我信服！）甩给了在座的美国鹰派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公开拒绝参与美英主导的伊战。这是“小弟”德国首次公开叫板“大哥”美国，华盛顿此后再也未真正信任过柏林。

特朗普给欧美关系带来不确定性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仅在内政方面大动干戈，还把国际政治搞得天翻地覆，连自己的传统盟友也不放过，给欧美关系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最终会真的抛弃欧洲吗？北约还有多长寿命？未来西方的凝聚力在哪里？这些疑虑和问号反映了特朗普的新政已经令美国传统盟友忐忑不安，让远近对手暗自窃喜。

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的“慕安会”迎来了特朗普的使者：副总统麦克·彭斯（Mike Pence）和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N. Mattis）。两人带来的信息归纳起来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淡化白宫新主人之前关于欧洲及北约的悲观和刻薄言论，强调美国愿意一如既往地充当欧洲的伙伴；第二，敦促北约欧洲盟国增加军费，否则美国无法兑现保护欧洲的承诺。显然，前者是“定心丸”，后者是“紧箍咒”。

根据笔者的观察，美欧代表这次表面上虽然彼此“和颜悦色”“众志成城”，但双方的分歧在话里话外均有显示，实难掩饰联盟内部的不安与不满。实际上，西方内部并非今日才出现嫌隙，1997年至2001年担任美国驻德大使的约翰·科恩布鲁姆（John Kornblum）最近在德国的一个脱口秀节目中就抱怨：“欧洲人早就不在北约中与我们磋商了，欧盟才是他们的议事厅。”言外之意，欧洲早已与美国同床异梦了。

欧美之间的矛盾主要在哪里呢？欧洲人认为，美国仗着自己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在彼此关系中咄咄逼人、颐指气使、傲慢无礼；在处理具体国际事务中一意孤行，不惜把自己的盟国卷入立意错误或指挥失当的战争之中（特别在中东地区）。这些战争所导致的后果，最后基本上都由欧洲人来承担：恐怖袭击、难民潮及由这两者派生出来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

美国认为，欧洲盟国的批评和抱怨颇为夸张和虚伪。它们（尤其是德国）战后享受美国所提供的经济援助和金融体系，并一直安于美国所提供的核保护。没有美国，就没有欧盟，更不会有后来的欧盟东扩。可绝大部分北约成员国习惯了大树下面好乘凉，在军费开支上迟迟不到位，违背了2014年的共同约定：在10年内将军费开支增加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

美国人抱怨自己承担了北约72％的费用，去年一年的军费高达664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而欧洲人只承担了26％，共2390亿美元。但欧洲人觉得华盛顿的这个算法并不靠谱。英国著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军事开支的大部分，其实并非用于北约，而是自身需求。在6640亿美元中，用于欧洲的部分只占4.2％至4.5％，而美军却可以使用欧洲的基地、装备区、通讯中心、医院等设施。没有这些基础条件，美国恐怕很难在中东地区发动战争。

的确，美国以往的许多投入几乎都与自身的全球利益有关。譬如，马歇尔计划当然帮助欧洲国家摆脱了战后的困苦及民族主义的魔圈，但也为美国成就了一个巨大的美元和美货市场；1948年成立的北约当然是针对苏联的，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也希望通过北约来制衡德国，防止其再次强大，但北约同时也保证了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和控制；美国主导的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有助于促进贸易，避免重蹈上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但它也把美元确立为世界主导货币，从而夯实了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在《战后欧洲历史》一书中指出：所有这些政治和安全机制建立的背后，都包含着美国把自己的利益与脆弱的欧洲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考量。

美欧分道扬镳是某种必然？

在欧美关系上，华盛顿犹如强势家长：虽然凡事罩着孩子，但也剥夺了孩子的话语权和行动力。有专家认为，欧洲对美国的依赖是“习得性失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表现。这个实验心理学概念解释的是一种被动的动物消极行为，也被称为“经过某事后学习得来的无助感”。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大环境的改变，譬如战争、饥荒、灾难等。

心理学家曾研究过二战期间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幸存者，发现他们习惯性地拒绝关心和鼓励自己。遇到问题时，他们倾向于自我消化（内化自己），或认为所发生的都是不可避免（不可改变）的。

面对特朗普咄咄逼人的对欧新政，欧洲人的表现似乎挺符合这个行为模式：一方面赶紧检讨自己的缺失，誓言赶紧修正，增加军费（“内化自我”反应），另一方面认定自己的安全已经离不开美国的护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双方都不可或缺（“不可改变”反应）。

笔者认为，欧洲盟国的无助感未必是病态的，希望美国继续支持北约也的确发自内心。各种迹象表明，面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欧洲已决心走自己的路，只是尚未在心理和物质上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需要时间上的缓冲。这点我们从德国国防部长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不卑不亢”的表述中便能有所感知。她说：“分摊负担不能只是用欧元或美元来计算。我们愿意成长，愿意欧洲共同成长。”

问题是，作为一个急性子的商人，把“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作为施政宗旨的特朗普，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待欧洲盟国“长大成人”吗？根据笔者的分析，特朗普攻击北约、欧盟和自由贸易的背后，或许含有两个难以明说的隐情：第一，美国认为欧洲国家占了很大的便宜，美国吃了很大的亏，所以必须尽快纠正；第二，美国自知国运下滑，难以再继续在全球承担那么多的责任，所以为自己的退缩寻找下台阶。

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美国在告诫自己的欧洲盟国，双边伙伴关系如何重要，如今则变成欧洲盟国不厌其烦地告诉特朗普政府，联盟对美国的利益何在。换言之，原先是大哥磨破嘴皮让小弟明白被罩着的必要，现在是小弟苦口婆心非要大哥知道继续罩着小弟的好处。这一角色互换本身，就是北大西洋关系发生危机的一种表现。

笔者认为，这个危机的出现，归根结底恐怕还在于美国长期把控着对西方利益的诠释权。久而久之，华盛顿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利益就是西方的共同利益。这在东西方冲突的岁月里或许是如此，因为当时的国际阵营泾渭分明：一方是代表资本的西方诸国，一方是代表反资本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如今，国际格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上所剩的反资本国家屈指可数，所有的大国（不管国号叫什么）清一色地都成了资本的朋友（或奴隶？），只是称呼有所不同而已（“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等）。既然如此，西方阵营内部各方，必然会对利益重新作出诠释，危机出现于是成了某种必然。

欧美之间另一个重要分歧点，还在于特朗普政府支持英国和法国极右派领袖勒庞脱欧。如果欧洲内部的离心势力得逞，德国做好了引领欧盟，并在必要时抗击昔日盟主美国的准备吗？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显然还没有。但种种迹象表明，德国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变故，决心全力推动欧盟“双速发展”计划，对过于臃肿的联盟进行瘦身改造。

笔者判断，德国会把脱颖而出的“快速成员国”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使其成为德意志引领欧洲的“条顿骑士团”。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美国最终真的会抛弃欧洲吗？北约还有多长寿命？未来西方的凝聚力在哪里？这些疑虑和问号反映了特朗普的新政已经令美国传统盟友忐忑不安，让远近对手暗自窃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