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伟强调，如果中国继续目前的保守“硬权威”治理方式，中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衰败过程，世界上多个新兴工业体和列宁式国家的经验，都是先例。

自从1960年代以来，全世界一共有101个新兴工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13个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这些国家最终也都成为不同形式的民主政体，中国会不会是一个例外？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沈大伟本星期一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主办的名家公开讲座“分析中国的未来”上畅谈看法。虽然他强调，关于“中国的未来”的提问，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但是他也十分肯定，如果继续目前的保守“硬权威”治理方式，中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衰败过程，世界上多个新兴工业体和列宁式国家的经验，都是先例。

他解释称，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数据，新兴工业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率不高，高达约87%的国家绕不开这个“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1万1000美元时，它将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经济转型等巨大压力。陷入这个“陷阱”的经济体可以长期处于中等收入状态，并且因无法及时转型而减慢经济增长，越“陷”越深。

另一方面，在13个发展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中，有两个：希腊和以色列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已是民主国家；其他11个原本是专制政体，当他们走出中等收入阶段时，全都实现了不同形式的民主。

民主化与经济完全发达是因果关系

沈大伟分析说，这些数据显示，民主化与经济充分发展成熟，不只是直接关系，更是因果关系。

除了政治上的转型外，这13个国家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力投入于创新。中国近两年也明显加大了对创新事业的投入，但是对创新的投入主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上下互动的方式以及国内创新人员和国际同行交流也不够，沈大伟因此认为，中国的创新事业将是不完整的。

综合经济、政治等维度的比较结果，沈大伟表示：“坦率的说，我的预测是，中国会成为第88个（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上述分析的基础，是将中国与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放在同个天平上相互比较，由此预测中国的走向。换言之，这个逻辑不认同中国“例外论”或“特殊国情说”。但谈到中国时，也有许多人会质疑：中国作为华族与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国家，幅员又十分辽阔，其他国家的经验与中国能否相提并论？

沈大伟在演讲中没有点明提到“例外论”，但他一开场时就强调，外界应该用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中国是独特的国家，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国家。

他强调：“不能只是从中国看中国……为什么中国能免疫于几十年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列宁式政体的经验？我的看法是，中国不能幸免。”

当前，中国在经济、政治、环境、科技、国家安全等领域，都面对一系列的关键转折点，一些领域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尽管2013年中共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大部分目标还尚待落实。

对此，沈大伟分析称，反腐造成的负面效应、利益集团的阻挠、高层经济决策的不确定性，以及过度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都是改革举步不前的原因。

他形容当前的中国，犹如一部车子开进了一个环岛，这个环岛有四个出口：新专制主义、硬权威、软权威、半民主化，不同出口将导向不同的结果。如果回归到2009年的“软权威”路线，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将有更大可能能够实现，中国将出现部分政治改革，最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评估中国的未来？沈大伟以说，关键的问题是：“中共政权是否有信心，去推行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不可缺的政治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