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四世纪，日本天皇从皇宫附近的一座小山丘上远眺，注意到少了点什么：寻常人家升起的炊烟。尽管在一些地方还有一些淡淡的烟迹，但显然人民正面临着严酷的经济环境，几乎找不到任何用来做饭的东西。天皇被日本人民（大部分是农民）的悲惨遭遇所震惊，决定黜免税赋。

三年后，宫门年久失修，星光可以透过屋顶的漏洞照射到室内。但站在同一座山丘上远眺，可以看到农居中升起的炊烟不绝如缕。免赋起了作用。他被称为“仁德”天皇，人民对天皇感恩戴德，自愿为天皇修缮皇宫。

近2000年过去了，如今日本人民再一次面临经济压力。2014年消费税剧增，预计不久还将再一次上调，这打压了家庭消费。和仁德天皇的故事中一样，驱使消费的是人民的财富，而不是政府。

当然，政府的财富对经济表现也确实起着作用。但过于担心政府的偿债能力，可能导致私人部门不愿花钱。这就是日本所发生的事情。

政府负债过高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在通胀时期，政府未偿还债务高企会影响到财政政策，因为需要加税才能维持同样水平的真实政府支出。更糟糕的是，政府可能想通过通胀减少债务，在君主制时代，这一伎俩经常被滥用，形成对资产持有者的一刀切的通货膨胀税。

但庞大的公共债务对于经济并非总是坏事，限制债务的措施也并非总是好事。比如，美国对平衡预算的关注，导致共和党的某些人打着财政纪律的名义，阻挠州乃至联邦机构正常运转。类似地，欧元区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恢复，也受到严格财政规则的掣肘，这些规则规定成员国财政赤字水平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

要理解公共债务和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应该着眼于物价水平的财政理论（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 ，简称FTPL），这是最近才引起广泛关注的宏观经济学思想。在8月份的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Jackson Hole）央行行长年会上，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 清晰地解释 了这一理论。

西姆斯解释说，与流行的信念相反，总需求和物价水平（通货膨胀）不是完全，甚至不是主要由货币政策决定。相反，它们由一国的净财富以及央行和政府的负债决定。

当政府赤字较低时，投资于政府经济债务就变得较有吸引力。随着私人部门购买更多的政府债务，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就会下降，形成通缩压力。如果央行尝试用扩表（通过货币扩张）和降低利率来刺激通胀，就会导致预算赤字进一步降低，从而强化这一循环。再这样的环境下，西姆斯指出，光靠货币政策不足以提高通货膨胀；增加预算赤字的财政政策也必不可少。

FTPL为日本的经济问题提供了清晰的诊断和解决要点。2012年安倍经济学开始实施时，日本银行注入大量流动性以抵消通缩。但是，如传统凯恩斯主义者和FTPL派所指出的，量化宽松，即用货币交换近似货币的替代品（零息债券），对需求的刺激作用随时间降低。此外，日本还采取了财政紧缩，特别是提高消费税的政策，毫不奇怪，需求仍然饱受压制。

随后，日本的负利率政策相当出色地压低了市场利率。但它也损害了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因为它相当于对金融机构征税。结果，它没能带来预想中的提振效果。

在衰退或停滞期，银行利息支付的增加会成为经济的负担，而公共债务可以让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新李嘉图学派会说，人民手里的公共债务毫无价值可言，因为消费者通过持有债务凭证，将子女的未来税收支出内部化了。但是，如李嘉图本人所认识到的，人民很少这么聪明。）

提出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约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四十年后，一场反向革命成为主流，尖锐地批评财政积极主义。又过了40年，凯恩斯的主要思想以FTPL的形式卷土重来。这也许是新瓶装旧酒，但如果你愿意尝试的话，陈酿往往更让人回味无穷。